19世紀末，“圖書傳疫”觀念在西方始興之時，醫學界和圖書館學界曾展開了激烈爭論；20世紀初，其傳入中國后所引發的更多的是中西觀念碰撞。中西社會對“圖書傳疫”觀念的理解和接受程度雖不同，但文化融合促進了中國社會在衛生方面的觀念變革。
作者丨鄭云艷
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天花、肺結核及猩紅熱等傳染病在世界范圍流傳。這促進了相關醫學研究，然而當時并沒有十分有效的防治措施。因此，當19世紀末全球性瘟疫流行時，西方社會曾出現了許多基于疫病的恐慌現象。如19世紀末是西方“圖書館運動”初興期，“公共圖書”的頻繁流通使得公眾開始懷疑圖書傳播疫病的可能性，基于西醫“細菌”學說的“圖書傳疫”觀念開始大行其道。
“圖書傳疫”觀念在20世紀初傳入中國，且被稱為“異聞”，1940年代以后該觀念逐漸消失。之后，中國20世紀上半葉的這段“圖書傳疫史”與西方“圖書恐慌史”一樣，都逐漸被人們遺忘。1985年安德魯·麥克拉里
（Andrew McClary）
然而，這段“圖書傳疫史”不僅不應當被遺忘，而且有被重新審視和研究之必要。一方面，它可以幫助人們了解圖書與中國當時疫病傳播的關系，彌補社會醫療史研究的一個學術空白，具有一定的學術研究意義；另一方面，它也有現實價值，有助于人們理解當下仍然令人心有余悸的“圖書傳疫”觀念，以利于人們正確處理公共圖書館與疫病傳播之關系。
本文出處：《醫療社會史研究·第八輯》，高晞、施康妮（Connie A. Shemo）特邀主編；張勇安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1月版。醫療社會史研究長期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關注。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SARS、H7N9、埃博拉等疾病的全球傳播與蔓延引發嚴重的全球公共安全危機，醫療社會史研究愈發受到重視。為了加強與國際學術界的對話交流與合作，拓展歷史學研究的新領域、新史料與新方法，深化學科之間的交叉融通，上海大學歷史系創辦了《醫療社會史研究》（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輯刊，已出6輯，每年6月和12月各出版一輯。
民國“舊書傳疫”之異聞
19世紀末20世紀初，“舊衣棉毛之類能傳病毒，世人之所知也。至舊書之能有斯害，罕知之者”。但當時“舊書傳疫”觀念在中國已經開始流傳，并在整個民國時期一直延續。1915年《游戲雜志》載瑞士學者因“舊書傳疫”而亡的故事，如下：
康士頓者，瑞士之文學士也，年五十四。一日，于舊書肆中以三金磅購得書一冊，裝制甚美，康愛不釋手。數日后，忽患疫死。其夫人異之，質于醫士。醫士曰：疫之來，必有因。康先生未死前數日，嘗作何事？夫人曰，他無所作，惟五日前購得一舊書耳。醫乃取書察之，見其頁印有舊主之名，曰：卜遮士腓勞。乃恍然曰：吾得之矣。卜為余故友，前年死于疫。或者疫菌飛伏書內，康先生披而讀之，疫菌遂由鼻孔吸入也。
1922年《學生雜志》載與之類似的美國學者因“舊書傳疫”而死的異聞，如下：
美國文學士司羅吞君，喜閱舊書，日前偶至舊書肆中，見一書本，裝制甚美，以美金數磅購之歸，終日閱之，愛不釋手；不數日，即患疫死。其妻異之，質之于醫。醫者曰：司君前數日所作何業？此疫之來，必有因。夫人曰：他無所作，惟五日前，購一書歸。醫乃取書，以顯微鏡察之。見其頁上，有無數疫菌潛伏書內。乃曰：司君之死，實因于此書。司君閱此書時，疫病由鼻孔吸入，遂得此病云。
1933年，《中國出版月刊》載有日文譯文一篇，稱：
圖書上附著的微生物，因季節的不同，各種菌類的生存時間也不同，大概霍亂在四十八小時；白喉在二十八日；葡萄狀球菌在三十一日；傷寒在四十日至九十五日；結核菌在八十百至一百零三日以內，都能生存。講到病菌的數量，拿各種一〇平方CM的書面來比較，尤其是公立圖書館的小說，內部較為清潔的，就有從二五〇個到一二五〇個或一八七一個，最最不潔的書面，竟有至三五〇〇個之多。根據LIOA之統計，學校圖書館一〇〇平方CM的地圖上有六五〇個至三七〇〇個，解剖學書內，是有二二七五個到三七〇〇個之多……古本書至潮濕不潔部分，是結核菌傳染，最好的媒介物。
1940年代初，法國工業衛生局總監L.塔農
（L.Tanon）
據醫生的證明，猩紅熱是能由信件傳染別人的，即使病痊愈后三個月，亦能由信件傳染及別人。天花亦由病者將皮屑遺留在書籍里，雖經過病者痊愈一年之后，還能傳染別人。肺癆桿狀細菌能保持它的毒質至一年之久，白喉菌能保持六個月；這兩種病都是很容易由書籍傳染別人的。
這些從國外源源不斷輸入的“舊書傳疫”異聞在宣傳“舊書危害”的同時，也提供了一系列應對“舊書”以及“公共圖書”的策略。
《中國出版月刊》創刊號及《發刊宣言》，刊名由程天放題字。
第一，“反對購買舊書”或“倡導舊書消毒”。
1903年《譯篇：論舊書能傳染病毒》一文稱：“舊書大為傳染病之媒介，購用舊書省資有限，不足以償受病之所失……舊書既觸傳染病者之手，即不可再用……舊書之能傳病毒莫可為疑，購舊書者，以較新書不過減價一成，所利甚微，而所害甚大，故衛生局必當設法禁止。”
1914年《筆記：舊書傳疾》一文指出：“舊書為傳染病之媒介，購者所節甚微，至因患傳染病而所費者，其數反多，故使用舊書之法之在所當廢也……衣服、書籍、器具，實為傳染病之媒介，凡舊書曾為患傳染病者所用，即宜毀之。”該文內容與1903年《教育世界》之《譯篇：論舊書能傳染病毒》類似。
1940年《舊書是傳染疾病的媒介》一文也提到應“毀去一切污舊的書籍，另行購置新書，最低制度亦應購置新書給學校的兒童用。購置新書的費用，如果以之與從醫藥費省下來的錢比較，必定是微乎其微的”。
第二，“圖書館圖書消毒”、“限制患者借閱公共圖書”或者“銷毀患者借閱過的公共圖書”。
1903年《譯篇：論舊書能傳染病毒》一文稱：“希加哥圖書館事務員特囑委員就館中各種書籍精密考察，視其果能傳染病毒否。旋經查見為確，謂宜施消毒法。”1914年《筆記：舊書傳疫》一文提到美國醫科大學長夢爾“置員調查合州圖書館所藏之書，果為傳染病之媒介與否。查畢后，即施以消毒之方法，并將舊書之上霉菌納之瓶中，出以示人”。1940年《舊書是傳染疾病的媒介》一文提到法國許多大城市“衛生當局，對于患傳染性的病人，所用過的從圖書館或學校借來的書籍，都加以銷毀，同時不許患病的人向圖書館借閱書籍或雜志，以防傳染”。
中國“舊書傳疫”異聞之來源
中國在20世紀上半葉流行的“舊書傳疫”異聞多為“譯篇”或“譯文”。事實上，這些消息反映的正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社會的“圖書恐慌”現象。當時也正是世界肺結核、天花和猩紅熱等疫病流行的時期，微生物學的發展已使人們了解到病原菌的存在是疫病得以傳播的主要原因。
“圖書傳疫”的說法最早是由美國圖書館學家威廉·普爾
（William.F.Poole）
由于醫學界的倡導，加上疫病的流行，“圖書傳疫”理論很快受到各國政府和圖書館學界的關注，并引發了“圖書恐慌”現象。1888年，英國天花流行，不久其政府頒布專門法律，規定：醫生有責任讓其患者立即歸還圖書館圖書以進行消毒處理，并有責任告知圖書館每位患者名字；圖書館則備有專門的“傳染病感染者名單”，感染者被停止借閱圖書，其曾經借閱過的書籍或被有關部門進行集中銷毀，或被轉移到傳染病醫院僅供傳染病患者閱讀。1890年猩紅熱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流行時，政府強令圖書館停止對傳染病患者開放，并對所有歸還圖書進行消毒；美國馬薩諸塞州圖書館俱樂部也認為猩紅熱、白喉、天花等患者接觸過的圖書都應該銷毀。
同時，醫學界也積極研究應對“圖書傳疫”之策，探索“書籍消毒”方案。如1896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埃爾默·霍頓
（Elmer Grant Horton）
（Jose Badia）
（Nicholas V.Greco）
“圖書恐慌”從19世紀末興起以后一直延續至20世紀上半葉。直到1914年，紐約公共圖書館仍然每天接到衛生部門的感染者名單，圖書館員根據名單提醒患者不要歸還圖書，否則這些圖書將會被衛生部門直接帶走銷毀，或者被圖書館自行銷毀。1914年，威廉·雷斯尼克
（William R.Reinick）
19世紀末至20世紀上半葉西方對“圖書傳疫”問題的探討，使得20世紀初中國“舊書傳疫”異聞有了源源不斷的素材。如安德魯·麥克拉里
（Andrew McClary）
1876年德國人柯克發現“細菌生殖之理”，人們開始接受病原體是疫病產生的原因，然而這些病原體的發現過程十分緩慢，如傷寒、瘧疾、癆癥、霍亂、白喉、鼠疫、痢疾等都是1880年代發現的，梅毒、黃熱癥病原體則分別遲至1905年和1919年才被知曉，其他大量病原體仍待發現。各疫病所對應之傳播媒介及防治措施也是在此之后方逐漸為人所知，如1898年英國人發羅斯發現花蚊為痢疾傳染媒介，1890年方畢林氏發明清血注射治療白喉法。人類疫苗研發經歷了三次重要革命，而19世紀末20世紀初人類疫苗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才剛剛開始。
圖書是否能作為疫病傳播媒介，以及如何預防等問題也尚待研究。1879年“圖書傳疫”理論被第一次提出之后，西方圖書館學界和醫學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論爭，且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大方面。
其一，“圖書是否能夠傳播疾病”。如19世紀末分別作為圖書館學界和科學界代表的英國的《圖書館》
（Library）
（Science Siftings）
（du Cazal）
（Catrin）
其二，“如何應對圖書傳疫”。一是“如何進行圖書消毒”。20世紀初西方醫學界應對各種傳染病的消毒方案迭出，然而由于“圖書”材料的特殊性，許多化學消毒方案很難實施。如直到1940年國際醫院圖書館協會在日內瓦舉行第二屆會議時，“怎樣為肺病讀者閱讀后之圖書消毒以免傳染”還是其中心議題之一。當時法國醫學家高氏雖然提倡肺結核病菌可以日光去除的說法，但其他病菌去除方式似乎仍然停留在化學消毒。二是“是否實行圖書銷毀”。1988年杰拉爾德·格林伯格
（Gerald S.Greenberg）
“圖書傳疫”觀傳入中國之社會背景
中國的“疫病恐慌”20世紀上半葉，世界發生了7次大規模疫病，中國幾乎無一次幸免。據統計，民國時期中國平均每年發生疫情22次，波及范圍廣，且往往多種疫情并發；中國人口自19世紀初至20世紀上半期減少近8000，疫病死亡率幾乎占非傳染病死亡率一半或以上。此外，中國傳染病死亡率遠高于世界其他各國。
中國傳染病治療條件差，醫療設施不足，且地域分配不均，費用昂貴。1915年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批準，“撥銀二萬圓”成立民國期間第一家官辦傳染病醫院，之后全國各地相繼組建了一些普通醫院和傳染病醫院應對疫情。然而，專職傳染病醫院較少，且存在地域差異，小城市及廣大農村地區防疫設施及人員極為匱乏。傳染病醫院住院費用也遠超普通民眾所能承受范圍。如1930年代中期，“鄉間平民每月之生活費為二元五角，城市則倍之”，若以各傳染病醫院平均收費標準核算，三等病房每周住院費大約是鄉間民眾全年之生活費，而一、二等病房每日住院費甚至可高達該數目。因此，若“舊書傳疫”果然無誤，那么確實“購用舊書省資有限，不足以償受病之所失”。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社會出現了“疫病恐慌”，并使得人們在不確定“舊書是否能夠成為疫病媒介”的情況下，開始相信“圖書傳疫”理論。如1928年《閱讀舊書的危險》一文稱，如疥瘡、癩、癬、疔等“凡皮膚病可以借著皮膚而傳染的，舊書都有傳染的可能……至沙眼等的傳染，也可以從舊書籍傳到眼中，此等大概由手指間接而傳入的。患肺癆等的人，仍多讀書消遣。讀書的時候，病人對著書本必有傳染到書本的可能”，作者詳述了自己因閱讀舊書而發生疥瘡的親身經歷。作者承認自己并非醫學專家，但深信自己忽染疥瘡原因在于閱讀了四年前患過疥瘡的父親所接觸過的書籍，并反對使用舊書，認為“論書的內容，舊的和新的完全一樣，只不過外表上損壞或陳舊一點”，而舊書廉價原因則在于“舊書能傳染疾病”。
民國筆記：《舊書傳疫》。
“舊書傳疫”的宣傳也是作為民國時期傳染病預防措施之一而出現的。如《申報》在1915年刊登的《北京猩紅熱預防》、1920年的《防弭傳染病譚》、1921年的《細菌侵入人體之機會》、1929年的《第三屆首都衛生運動大會閉幕》等文章都提到了“圖書作為傳染病媒介之一”的宣傳。
“舊書傳疫”觀念的流行促使中國社會出現了反對購買舊書、注意閱讀衛生和提倡圖書館消毒等理念。如1928年《閱讀舊書的危險》一文也談到舊書的危害，稱“說不定你的兒女或你的朋友，甚至將來的你自己，會重讀你這本（感染了病菌的）書”，并提醒人們“最好把讀過的書，多多的攤鋪在烈日下曝曬；并且不要亂借給有疾病的臨友閱看”，又倡導圖書館書籍消毒。
中國圖書館界、醫學界對“圖書傳疫”觀念之回應
“舊書傳疫”觀念在西方社會引發了圖書館界和醫學界的爭議，其傳入中國后也對中國圖書館學人和醫學專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然而其所激發的矛盾和爭議遠不及上文提到的西方“圖書恐慌”。
?西方“圖書館理論”和“圖書傳疫理論”幾乎同時在20世紀初的清末“立憲運動”時被引入中國。1903年專門探討“立憲運動”的《教育世界》刊載了中國最早的“舊書傳疫”異聞——《譯篇：論舊書能傳染病毒》（第51期）和最早“倡設圖書館”的文章——《譯篇：擬設簡便圖書館說》（第62期）。然而“舊書傳疫”異聞在中國并未引起如同西方社會1879年“圖書傳疫”理論第一次被提出來時類似的反響。
圖書館學界對“圖書消毒”理論的回應多在1920年代以后，且常與中國傳統“曝書”聯系在一起。1918年，圖書館學家顧實的《圖書館指南》一書較早談到曝書、圖書消毒及廢棄等“圖書衛生”問題。1926年圖書館學家杜定友《圖書館學的內容和方法》提到“圖書典藏法”宜包括消毒法。1929年《圖書館學季刊》簡述了日本1929年《圖書館雜志》的《圖書館之清潔與消毒》一文，談及日本圖書館消毒、曝書理論。1931年《圖書館與讀眾》指出為吸引讀者，圖書館宜注意“書籍之消毒”。1934年《圖書館衛生》一文討論了各種圖書消毒與衛生法的利弊。1935年中央圖書館主持的《中央時事周報》“學瓠”專欄刊載了《日本帝國圖書館》的文章，談到日本帝國圖書館消毒室及每月定期消毒。1936年圖書館學家馬宗榮的《怎樣研究圖書館學》探討了“圖書的曝曬、消毒”。圖書館學家程長源的《縣政府檔案法》提倡檔案曝曬和消毒。
同樣，中國圖書館實踐中對“圖書消毒”的推廣也十分有限，且亦多與“曝書”結合在一起。1926年《國立成都大學圖書館規定條例》有“關于圖書館曝曬及消毒事項”；1929年《江西省圖書館辦事細則》有“圖書之消毒衛生事項”；1934年安徽省立圖書館規定“編藏股”負責“圖書的修理裝訂曝曬消毒等事”；1935年北平師范大學圖書館《圖書館辦事細則》有“圖書之曝曬及消毒”。
雖現已較難考訂哪些圖書館曾確切實行過“圖書消毒”以及其具體消毒方法，但從現存資料來看，大部分圖書條例亦多在1920年代方開始逐漸出現“圖書消毒”的規定。且1931年《圖學論著：圖書之清潔與消毒》一文表明當時圖書館界雖已知“圖書蒸汽消毒法”的存在，但對于“藥品的配合，工具的設置，熱氣的高低，時間的長短”等消毒知識的詳細了解并不夠。因此，甚至直到1988年左右，中國“圖書館有紫外線等消毒設備的，在上海地區僅占6%，而在吉林地區則是零”。
許振東《圖書之清潔與消毒》。（“圕學論著”乃欄目名，非作者文章標題。令，作者將“圕”簡化為“書”，乃誤。“圕”讀作tuǎn，乃“圖書館”三字合音。“圕”，即圖書館之意，1924年由近代著名圖書館學家杜定友發明。——編輯注）
此外，與在西方各國多強制實行“圖書銷毀”不同，中國圖書館界對該政策多有異議。雖然1934年《圖書館衛生》一文曾提倡“出納次數最多沾染手詬很厚的圖書，應當焚燒，用新書代替”，但中國圖書館多更珍惜圖書，如1933年《圖學論著：圖書之清潔與消毒》一文稱：“骯臟的圖書，陳列著供人閱覽，簡直有害，封存焚燒，棄之可惜。”事實上，當時圖書館界對傳染病患者接觸過的書籍多不進行銷毀，而是采用與污損圖書類似的處理方式，即“曝曬、改面和切邊”。
民國時期醫學界對“圖書傳疫”觀念較圖書館學界更為重視，這與西方各國的情況類似，其原因主要體現在如下兩大方面。
一方面，醫學界致力于“傳染病”本身的研究，這有利于人們對“圖書傳疫”理論的理解。《民國時期總書目》基礎醫學“傳染病”條目下著述便有197種，主要是西醫傳染病理論相關著作及譯著，如伍連徳醫生的《華北鼠疫之研究》、丁福保的《丁氏醫學叢書》等。這還不包括中醫著作，以及中西傳染病史對比研究等。
另一方面，中國醫學界也對“舊書傳疫”這一問題有很多關注。如著名醫學家丁福保是較早關注“舊書傳疫”問題的學者。1915年丁福保《猩紅熱淺說》一文談到書籍是猩紅熱的傳播媒介。他創辦的《中西醫學報》也刊登了不少相關研究，如1914年轉載了《教育世界》的“舊書傳疫”的文章；1923年所刊譯文《喉痧》談及書籍是喉痧微生物傳播媒介；1927年所刊的《細菌侵入人體之機會》一文也談及書籍是細菌傳播媒介。此外，其他醫學研究期刊也對該問題有所關注，如1931年《醫學周刊集》有《醫學小問題：書籍怎樣消毒》專文；1943年《中華健康雜志》有節譯法國工業衛生局總監塔農《圖書作為細菌傳播媒介》一文。
圖書能否傳播疾病主要在于細菌存活于紙質材料的時間長短。1918年中國醫家陳驤對“紙幣”細菌存活時間進行了測試。他指出當時文森特及霍伯納等醫學家已對細菌在“金屬貨幣”存活時間問題有詳細研究，但“紙幣”上細菌存活問題尚無答案。陳驤的研究結果大略是：傷寒菌12~36小時；赤痢菌2~24小時；霍亂菌14分鐘左右；腸中類霍亂菌7~36小時；白喉3~19小時。這一結果論證了“細菌經由紙幣進行傳播的可能性”。
“紙幣”的“流通頻繁”及作為“紙質材料”的性質與“公共圖書”極為相似，但1933年日本《圖書之清潔與衛生》一文稱細菌存活于圖書時間為：霍亂48小時；白喉28日；葡萄狀球菌31日；傷寒40~95日；結核菌80~103日。這一結果顯示細菌在圖書中存活時間比中國醫家陳驤研究的細菌在紙幣上存活時間長數十倍。然而，可能是由于該紙幣細菌實驗在當時并未受到足夠關注，因此對于細菌在紙幣和圖書上存活的巨大差異這一矛盾，當時鮮有人進行解釋。
此外，中國對于“圖書消毒”的具體理論大部分來自日本及西方各國，其中日本1929年刊載的《圖書之清潔于消毒》消毒方法最為詳細，之后中國醫學界談及“圖書消毒”理論多不出該文范疇，如1931年《醫學小問題：圖書怎樣消毒》幾乎是對該文的總結；中國圖書館工作人員也多以此為參考，如1933年圖書館學家許振東稱將以此文為“今后對于本問題（圖書消毒）的解答材料”。
“舊書傳疫”異聞在民國各個時期均有宣傳，但中國由此產生的“圖書恐慌”遠不及西方。舊書市場的興盛和圖書消毒在圖書館的極少應用都說明了這一點。但中國是如何避免出現西方社會嚴重的“圖書恐慌”現象并逐漸平息異聞的呢？
中國“舊書傳疫”異聞之平息
其一，中國“舊書傳疫”異聞多來源于國外，而1900年代以后西方“圖書恐慌”之漸趨平息，促使了中國“舊書傳疫”異聞在中國之逐漸消失。由于大量消毒方法的發明和極少因書籍感染的病例出現，西方由“圖書傳疫”理論產生的“圖書恐慌”自1879年第一次提出，到1900年左右達到高潮，且大約在1910年后逐漸消退，并在1940年代基本平息。
“圖書傳疫”理論在西方社會流行期間曾遭到許多質疑，尤其是來自西方圖書館界的疑問。如1896年安德魯·麥克拉里總結了圖書館學界對當時嚴苛的“圖書消毒”和“圖書銷毀”政策的反對，認為其嚴重影響了圖書館的工作：
①增加了圖書館工作負擔，如圖書館需要對患病讀者和相關書籍進行登記，并對大量圖書進行消毒或銷毀等處理；②對大量可能并不能帶來危險的圖書進行銷毀，浪費了圖書資源；③增加了“圖書恐慌”，減少了圖書服務，如一些圖書館不得不因疫情嚴重或者避免圖書銷毀而暫停服務，新圖書館的開設也受到嚴重阻礙。
因此，1895年一位著名的圖書館工作人員因感染肺結核去世時，美國《圖書館雜志》
（Library Journal）
西方醫學界也開始承認“圖書傳疫”的局限性，并發現了大量避免“圖書傳疫”的相關措施。如1896年，法國的杜·卡加爾和凱淳用實驗證明部分并非所有細菌都能由圖書傳播。1943年在日內瓦召開的國際醫院圖書館協會會議上，法國醫學家稱：“肺病讀者閱讀后之圖書，經過強烈日光曝曬之后，若予以十日時間之隔離，其病菌即可不致傳染，倘能予以更長時間（十四日）之隔離，則由此病菌所能引起之一切疾病，當可全行消滅。”該驗證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圖書消毒”費用昂貴、易破壞圖書等難題。
西方“圖書傳疫”觀念在1940年代后基本平息。如1941年左右，“據英國巴替摩城大學科學院的百里安君
（Arthur H.Bryan）
由此可知，20世紀初“圖書傳疫”觀念傳入中國之時，西方“圖書傳疫”已處于消退階段，因此中國“圖書恐慌”現象遠不及該觀念在西方19世紀末初興時嚴重。同時，由于西方在1940年代以后“圖書傳疫”基本平息，中國“舊書傳疫”也逐漸失去了重要的理論來源。
其二，中國“疫病恐慌”之逐漸緩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中國“舊書傳疫”異聞的消失。民國政府各階段都極力推進疫病防治工作。1916年3月，北洋政府內務部公布了中國第一個控制傳染病的法規——《傳染病預防條例》，首次列出8種法定傳染病（霍亂、赤痢、腸傷寒、天花、斑疹傷寒、猩紅熱、白喉、鼠疫），規定了傳染病預防的措施、傳染病報告等條款；次年在傳染病醫院專設“研究部”，官費支持傳染病研究。1929年前后南京國民政府衛生部專門編印了《法定九種傳染病淺說》等預防傳染病的宣傳冊，并印發各地。1937年傳染病預防法規定“有報告之義務”的傳染病又多出3種。此外，當時傳染病醫院大多有政府財政資助，赤貧患者可享受優惠，如免交三等病房住院費、血清費等。
因此，中國“疫病恐慌”大約在1940年代后也開始緩和。這可以從“中國疫病史”研究的趨勢看出來，如據陸肇基統計1985年創刊的《中華醫學史雜志》所刊“疫病史研究”的論文自1940年代至1980年代呈漸趨下降之勢。
隨著1940年代以后“疫病恐慌”的緩和，“圖書傳疫”恐懼也隨之得到緩和。至20世紀中期以后“舊書傳疫”幾乎成為一段“被遺忘的歷史”。直到1986年刊登在《圖書館工作與研究》上一篇文章稱某高校出現圖書館感染疫病的現象，才再續中國“舊書傳疫”異聞。
中國“圖書傳疫”觀之流傳
所體現的中西觀念碰撞西方“圖書恐慌”引起了醫學和圖書館界的強烈爭論，而這種分歧與爭論在中國表現得并不突出。相比之下，“圖書傳疫”觀念進入中國后，醫學、圖書館界中西文化的差異體現則格外明顯。
中、西醫“傳染病”理念沖突主要表現在兩大方面。
其一，中西醫對傳染病發生原因的看法有別。1908年《傳染病原因學之發達》對當時中西醫關于傳染病產生原因的看法進行了對比：中國主張“邪氣說”，自《黃帝內經》以來中醫有關“溫病源自邪氣”之說不斷發展，中醫認為“一切傳染病皆源于邪氣者，癥相同，只程度各異而已”，后來又將各種疫病據五行分為“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等進行分別解釋；而西方主張“病毒說”，稱“各種傳染病必有其特異病毒”。
其二，中西醫傳染病治療方法亦不同。1934年《中西醫治療傳染病方法之比較》一文對中西醫治療傳染病防治理念進行了介紹：西醫“治療傳染病，重在殺菌及消毒，其方法則為注射血清”；中醫“對于傳染病且不知有菌，遑論殺菌。其治療之方法，只在解除其癥狀而已”。由于受傳統觀念影響和西醫本身的缺陷，一些知曉西醫理論的中醫也多有批判西醫之缺點，如中醫樊天徒批判血清療法會減弱人的免疫力；又中國人早有自己預防天花的種痘法，加之傳統觀念的影響，這使得英國人1798年發明的“牛痘法”在晚清傳入中國后一直很難為中國人接受。
這種理論沖突導致中國人將基于西醫“細菌”學說的“圖書傳疫”觀念視作異聞。自1910年代以后，由于接受西醫教育的學者的宣傳，這種觀念才逐漸淡化。1908年中國第一批派往日本的醫學考察團回國，如著名醫學家丁福保回國后創辦了《中西醫學報》和醫學書局，并翻譯了大量日本醫書，其中包含了“舊書傳疫”的宣傳和解釋。1918年接受西醫教育的醫學家陳驤指出，“自細菌學發明以來，舉凡天行之癥，易感染之邪，皆為細菌之傳染，而所以為此細菌之媒介者，生物之外，尤有非生物”，宣傳“紙質材料”作為疫病傳播媒介。1926年以協和醫學院青年教師和學生為主要成員，旨在宣傳和研究新醫學的丙寅醫學社成立，其創辦的《醫學周刊集》上有“圖書消毒”的宣傳。
之后，接受西方圖書館訓練的學者也加入了“圖書傳疫”宣傳行列。中國較早游學日本的學者顧實1918年以日文《圖書館小識》為藍本寫作《圖書館指南》，其中談到曝書、圖書消毒及廢棄等內容；1920年代中國第一批接受美國圖書館學專業教育的學者回國后也開始宣傳，如杜定友1926年發表的《圖書館學的內容和方法》談到了圖書消毒法的內容；1934年留美歸來的程長源對檔案消毒進行宣傳；1940年代以后又有王重民、朱士嘉等接受了西方檔案學專門訓練的學者宣傳紙質檔案消毒。
但中國圖書館學界同樣面臨著“中、西圖書管理”觀念的差異。民國時期中國各圖書館管理條例中談及“圖書消毒”多與“曝書活動”結合在一起，便是這種沖突的體現。中國圖書館“曝書活動”最早可追溯至西周，到唐宋之后“曝書”已然成為定制。中國人逐漸積累了大量曝書經驗，如曝書季節、氣候、場所、方式、時間長短等。這種傳統在中國根深蒂固，民國時期多數圖書館多主張曝曬消毒法；甚至到了1980年代末，北京大多數學校仍然采用曝書法。
西方則主張化學或其他物理消毒法，但多有缺陷，如消毒徹底性不夠，易毀壞圖書，費用昂貴等。如1929年日本《圖書之清潔與消毒》提到了幾種圖書消毒方法及其缺陷，如蒸汽法易毀損圖書，且可能消毒不徹底；福爾摩林法效果僅達圖書封面，而不能達到內部，也不徹底；卡簿加沙林法，后被證明無效。1940年法國《舊書是傳染疾病的媒介》指出，福爾馬林殺毒“必須要把每頁書仔細的翻閱，才見功效，若書籍太多，所用的消毒費，必定很有可觀”。
因此，當時中國多反對西方“圖書消毒法”，主張實行中國傳統的“曝曬法”。如1931年《醫學小問題：書籍怎樣消毒》一文稱：“普通消毒的法子，不外干蒸，水煮，火焚，加藥物浸洗等。這些方法中，只有干蒸可用以消毒書籍……若先將書用布裹緊，干蒸以后，不致有何損害。但是這只有在傳染病醫院或備有干蒸器的地方，才能辦的到，在家庭中就不實用了……梅毒的病原體，淋菌，猩紅熱的鏈球菌等，都很怕干。老病菌在濕潮的地方能活多少月的工夫，但在干燥有日光的地方，不久即死。所以消毒書籍，最好是用曝曬法。”
《醫學小問題：書籍怎樣消毒》
這種“圖書消毒”理念的差異事實上是東西文化的差異，故其在日本宣傳時同樣存在這種爭議。如1929年圖書界仍稱，“圖書的清潔與消毒問題關系者之間，已經成為一種慢性的癥候，在今年圖書館協會等會議席上，雖亦有人提起這個問題，但是終不能引起一般人多大的注意……際茲曝書時期將屆的時候，我們再拿這個問題來研究一下”，且當時日本“圖書消毒法除利用太陽外，雖亦間用福爾摩林消毒法，然殊不多見”。可知，由于日本圖書館早前已接受中國“曝書”傳統，西方“圖書消毒”理念傳入日本之后也受到一定阻礙。
西方“圖書消毒法”的缺點最后也為許多西方學者所承認，并逐漸認可中國“曝書法”。如1940年法國衛生局總監的文章《舊書是傳染疾病的媒介》承認以往為西方所提倡的較為有效的福爾馬林圖書殺毒法的缺陷。1940年在日內瓦召開的國際醫院圖書館協會會議討論“怎樣為肺病讀者閱讀后之圖書消毒以免傳染”后，法國學者以科學試驗方式論證了中國傳統使用的“曝書消毒法”的可靠性。
本杰明·艾爾曼
（Benjamin Elman）
（preservation，旨在保護圖書免受破壞）
（conservation，旨在保存圖書原貌）
總之，20世紀上半葉中西文化對“圖書傳疫”理解雖不同，卻殊途同歸。1943年《科學畫報》的《書籍消毒法》一文稱，“圖書傳疫”最好的解決方案是“把書籍徹底打拍后，曬于日光中，再用布醮蟻醛溶液（福爾馬林），揩抹書面的內外”。現代西方圖書館消毒器無非利用高溫、紫外線等消毒原理，與中國古代曝曬原理上殊途同歸。
結論
20世紀初中國“舊書傳疫”異聞來自西方，是19世紀初20世紀上半葉西方社會“圖書恐慌”現象的反映。但當“圖書傳疫”觀念傳入中國時，西方“圖書恐慌”現象已經有所緩和。“圖書傳疫”觀念之所以在20世紀初的中國被稱為“異聞”，主要是由于中、西醫療理念的沖突，以及中國社會當時流行的“疫病恐慌”。
在西方，“舊書傳疾”引起了圖書館和醫學界的激烈討論；在中國，這種分歧則表現得不那么明顯，主要原因是醫學和圖書館學觀念間的中西沖突，遠遠超過了醫學、圖書館界之間對于“舊書傳疾”觀念的理解沖突。這種中西沖突，直接影響了人們對于西方“圖書消毒法”的接受，使得民國時期圖書館大多沿用傳統曝書法；而中國圖書館傳統“曝書法”也在中西醫學交流過程中得到了西方的認可。
“舊書傳疫”異聞之平息不僅與西方“圖書恐慌”之平息有關，也與中國“疫病恐慌”和中西觀念沖突的緩和有關。但“圖書傳疫”觀念使得人們對于“紙質材料”長期心存芥蒂；“舊書傳疫”討論在1980年代后得以再續，正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流傳的“圖書傳疫”所導致的“圖書恐懼后遺癥”的極好表現。
總之，“圖書傳疫”觀念在20世紀初傳入中國后，帶來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并促進了中西文化之融合。中西觀念雖有沖突，卻殊途同歸。中西社會對“圖書傳疫”觀念的理解和接受程度雖不同，但該觀念對中西社會衛生觀念均產生了一定影響，促進了人類衛生觀念的變革。在探討應對“圖書傳疫”問題的過程中，中西學者取長補短，最終達到了文化融合的效果。
鄭云艷，系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史學研究所講師。本文為中國政法大學青年教師學術創新團隊項目（18CXTD06）成果，表格及注釋略，原標題為“中西碰撞：20世紀上半葉中國‘圖書傳疫’觀念”。文章摘編自《醫療社會史研究·第八輯》，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丨鄭云艷
編輯丨吳鑫、李永博
校對丨盧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