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成果越豐富，歷史就越清晰，人們就越發自信
2019考古印象
中科院古人類研究所和西藏文物保護研究所組成的考古隊在青藏高原的史前遺址梅龍達普洞穴進行考古。這里海拔約4600米，他們在距今至少4000年的兩個獨立洞穴中發現了巖畫等豐富的古人類文化遺存。
趙宇超 韓 芳攝
中科院古人類研究所和西藏文物保護研究所組成的考古隊在青藏高原的史前遺址梅龍達普洞穴進行考古。這里海拔約4600米，他們在距今至少4000年的兩個獨立洞穴中發現了巖畫等豐富的古人類文化遺存。
趙宇超 韓 芳攝
（楊 軍供圖）
（仝 濤供圖）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2019年度田野匯報會，比往年提前了一個月。兩天的會議時間安排得滿滿當當，才勉強把30多項考古工作介紹了一遍。各考古大省的重要考古發現也陸續開始見諸報章，考古人迎來了又一年的盤點季。
進入12月，在第四屆上海世界考古論壇上，從開始發掘起就備受關注的南昌西漢海昏侯墓考古和其它幾項世界考古獲得田野考古發現大獎。論壇期間的“中國考古學新發現與研究專場”最受國外考古學家的關注。
10月，甲骨文發現120年和二里頭遺址發現60年紀念活動相繼舉行，讓大眾再次走近這些在中華文明乃至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發現。
8月，以“新中國考古70年”為主題的第二屆中國考古?鄭州論壇舉行，400余名專家、學者回顧了新中國考古在各個區域取得的豐碩成果。
5月，浙江良渚申遺成功，生動詮釋了中國考古人在文明探源中的巨大貢獻……
在這些密集的會議背后，有數百項的考古發掘一年四季波瀾不驚地在我們身邊進行著。能夠摘選出來的考古發現雖然只是冰山一角，卻已經能讓我們體悟到考古是怎樣描繪著一個越來越清晰、真實的中國。
現代人的起源、農業起源、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的過渡，都是重大的學術問題，舊石器時期的考古只會得到加強——
舊石器時代
在中國考古中位置越來越重要
2019年值得關注的考古地域和成果：
● 青藏高原 梅龍達普洞穴 4000年前巖畫
● 河北康保 揭示北方舊石器向新石器時代過渡
社科院考古所史前考古研究室的周振宇在河北泥河灣盆地的西白馬營遺址已經連續工作了4年，最大的收獲是發現了幾處古人類的生活面，有兩處明顯用火遺跡，平面呈圓形，以紅燒土為中心，分布有大量灰燼和炭粒。大型礫石砍砸器更是首次發現，在其附近還發現了被砍砸、肢解的動物骨骼。
泥河灣不是單一的遺址，而是由數十處舊石器時代遺址構成的遺址群，涵蓋了舊石器時代早、中、晚期，包括了200萬年左右的馬圈溝遺址、136萬年前的小長梁遺址，100萬年前的東谷坨遺址、10萬年前的侯家窯遺址等，周振宇的西白馬營為研究泥河灣盆地距今5萬年至3萬年人類的生存模式及適應性行為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同樣在河北，還有一處興隆遺址，位于張家口市康保縣的壩上高原，是國家博物館與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進行的一項主動性考古。2018至2019年正式發掘，總面積1100平方米，時間跨度大，遺存堆積豐厚，動植物遺存豐富，為研究中國北方舊石器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農業起源及其環境變化等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
中科院古人類研究所和西藏文物保護研究所聯合組成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團隊在青藏高原發現了史前的洞穴遺址梅龍達普洞穴。在海拔約4600米處、距今至少4000年的兩個獨立洞穴遺址中發現了巖畫等豐富的古人類文化遺存。之前他們在那曲地區發現的尼阿底遺址也在海拔4600米左右，書寫了史前人類探索、挑戰與征服高海拔極端環境的最高、最早的紀錄。這是在西藏首次發現的具有確切地層和可靠年代數據的舊石器時代遺址，先民在這里活動的時間為4萬到3萬年前。
2019年5月2日，國際頂級學術刊物Nature雜志在線發表中國科學院院士陳發虎帶領的蘭州大學環境考古團隊最新成果，他們對上世紀80年代發現于青藏高原東北部的夏河縣甘加盆地白石崖溶洞的一塊人類下頜骨化石進行的科學研究顯示，這塊化石形成于至少距今16萬年前，在遺傳學上與阿爾泰山地區丹尼索瓦洞的丹尼索瓦人親緣關系最近，可以確定其為青藏高原的丹尼索瓦人，之前丹尼索瓦人的人骨遺存只發現于丹尼索瓦洞。這項考古成果引起了國際考古界廣泛的關注，多次入選考古發現榜單。
中國史前區域文化的發展構成了日后中國古代文明的主要部分。因此新石器時代各區系史前文化的考古,為我們解釋了“多元”文化因何漸成“一體”——
新石器時代考古
專注中華文明起源
2019年值得關注的考古地域和成果：
● 浙江 橋頭遺址 最早的彩陶
● 河南 汪溝遺址 5000年前黃河流域絲織物
在第四屆上海世界考古論壇的中國專場中，浙江橋頭遺址的新發現頗受關注。橋頭遺址是上山文化遺址群眾多遺址中的一個，缺少堆積廢棄生活垃圾的灰坑，而以“器物坑”或者墓葬為主，“器物坑”內均堆積有大量保存較為完好的陶器，包括大口盆、平底盤、陶罐、陶壺、圈足盤等，尤其是出現了一定數量的彩陶，陶器上有太陽紋、短線組合紋等圖案，具備了跨湖橋文化彩陶的基本因子，充分說明上山文化是跨湖橋文化的重要源頭。這個遺址不僅提升了上山文化的遺產價值，也將中國東南地區距今9000年前后的文化面貌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2019年12月3日，河南鄭州發布了“仰韶時代絲綢發現”的新聞。考古人員在鄭州汪溝遺址清理的7個甕棺中有5個發現了碳化紡織品，與此前在青臺遺址甕棺中出土的織物為同類絲織物，距今都已經5000多年。中國絲綢博物館的研究人員通過對碳化紡織品的形貌、組織結構進行分析，發現兩種碳化紡織品——平紋織物和絞經織物，明確了早在5000多年前中國就存在絲織。
鄭州的青臺遺址于20世紀20年代被發現，后被證明是一處仰韶晚期的大型聚落遺址。這里曾經發現了中國最早的絲綢，還出土了大量紡輪、骨錐、骨匕、骨針等原始紡織工具。為此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與中國絲綢博物館在這里聯合進行“青臺遺址絲綢起源”考古。新的考古顯示青臺遺址擁有三重環壕，居住區已清理長方形房址43處，這些房屋有著多種形制和多種建造方法、建筑結構，一間房屋只殘存的底部由土坯砌筑而成。
1921年安特生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的考古最終生成了仰韶文化。1924年安特生來到甘肅洮河流域，陸續發現了馬家窯文化、寺洼文化和齊家文化遺址。近百年過去了，考古人員依然在不斷增加這些考古學文化的密度。考古研究所西北工作站就設在臨洮，他們在寺洼山遺址的工作也進行了5年。2019年，考古工作者郭志委在一處臺地共清理出馬家窯文化房址1座、不同時期灰坑47個，還有36座墓葬。在仰韶文化晚期人群向西北的遷移，直接導致了馬家窯文化的出現。馬家窯文化在西北的新月地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期待這里會有更多的考古發現。
2019年10月，陜西省第一次完整公布了在石峁古城的皇城臺出土的各類石雕70余件。這些石雕上有符號、人面、神面、動物、神獸等，雕刻技藝成熟，技法有陰刻、減地淺浮雕、高浮雕、圓雕等，引發了對于其來源與藝術風格的多種猜想。石峁遺址自2011年確認并開展考古發掘以來，每年都有令人震驚的發現。
借助考古，我們今天獲得的對于夏商周的知識早已遠遠超越司馬遷的時代，為我們研究夏商周的疆域范圍、禮樂制度和對重要資源的控制提供了契機——
夏商周考古
眾多發現賦予全新認知
2019年值得關注的考古地域和成果：
● 河南安陽 辛店遺址，改變“大邑商”的范圍
● 湖北隨州 棗樹林墓地 填補春秋中期考古空白
● 山西襄汾 陶寺北墓地 揭示兩周貴族制度變遷
二里頭、殷墟、三星堆等夏商周三代考古遺址在大眾中的普及度非常高，考古工作從未停止。
辛店遺址，距離殷墟遺址核心區約10公里，從2016年開始發掘，目前的發掘總面積已經達到4000平方米，遺址范圍廣大，鑄銅作坊、大型建筑遺跡、墓葬等分布密集，文化內涵十分豐富。遺址內出土了上萬件陶范、模、鑄銅工具及大量的青銅禮器、玉石器、陶器等，初步判斷是一處“居、葬、生產合一”的超大型青銅鑄造基地和大型聚落遺址。這一遺址的持續考古使我們不得不對“大邑商”過去的范疇重新進行思考，改變我們過去對于商晚期殷墟的布局、范圍的認知。
兩周考古是近幾年考古發現突破最多的領域。一系列考古發現使我們對周王朝在西北方和南方的疆域范圍、分封制度、宗法禮樂制度和對重要資源的控制有了新的認識。
寧夏彭陽姚河塬遺址的考古持續進行，西周早期高等級墓葬區、鑄銅與制陶作坊以及刻有文字的卜骨卜甲等都顯示姚河塬遺址應為周王朝分封于西北邊疆地區的某處重要采邑或諸侯國的都邑之所在。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持續考古顯示其為一處延續時間約500年的大型高等級貴族墓地，包括墓葬1283座、車馬坑3座，從兩周之際延續到戰國時期，前后歷經春秋時期晉國“邦墓”和戰國時期魏國貴族家族墓地兩大階段，為我們考察晉國乃至東周時期社會組織、文化面貌及其變遷提供了樣本。還有河北行唐故郡墓地，為我們研究以鮮虞部族為代表的北狄族群的文化特征、遷徙過程、中山國歷史提供了重要資料。
自1978年曾侯乙墓被發掘以來，湖北隨州的考古成果就呈現井噴之勢。棗樹林墓地是今年曾國考古乃至兩周考古的又一重大發現，它的重要性在于填補了春秋中期曾國考古的空白。之前，已經有西周早期的葉家山墓地，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郭家廟、蘇家壟墓地，還有春秋晚期至戰國中期擂鼓墩墓地，加上棗樹林墓地，曾國考古儼然已經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序列，這在周代諸侯國中是絕無僅有的。
國家文物局發布“考古中國”最新重要成果，在2019年成為常態。這也成為學術界及大眾第一時間了解中國考古最新進展的權威平臺——
“考古中國”
集中發布最新重要成果
2019年值得關注的考古地域和成果：
● 湖北荊州 胡家草場墓地，我國單座墓葬出土簡牘數量之最
● 青海烏蘭 泉溝一號壁畫墓，揭示邊疆考古重大發現
2019年5月6號，國家文物局公布了4項重要考古成果，其中荊州胡家草場墓地和荊州龍會河墓地北岸墓地出土的簡牘，為研究西周至漢代，特別是楚國的歷史大事、政治軍事思想等，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具有重要學術價值。胡家草場墓地共清理古墓葬18座，12號墓出土的西漢簡牘有4546枚，為歷年來我國單座墓葬出土簡牘數量之最。這批簡牘分為竹簡、木簡、木牘3種，內容包括歷譜、編年記、律令、經方、遣冊、日書等，種類豐富，是我國簡牘考古上的一項重要成果。
最近一次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點成果發布聚焦了甘肅天祝岔山村墓葬、青海都蘭熱水墓群、青海烏蘭泉溝一號壁畫墓和新疆尉犁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4項重要發現。
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仝濤在青海烏蘭泉溝一號墓的考古可用曲折來形容。這座青藏高原首次發現的吐蕃時期壁畫墓被盜多次，搶救性發掘極為艱苦。帶墓道的長方形磚木混合結構多室墓深達十多米。光是墓上的積石就清理了一個多月。墓室由前室、后室和兩個側室組成。前室和后室均繪壁畫，內容有武士牽馬迎賓、宴飲舞樂、狩獵放牧等內容。墓頂繪有各類珍禽異獸、祥龍飛鶴、日月星辰等圖像。這些壁畫現在已完整揭取。在對墓室整體搬遷時，在后室西側木槨外墓底坑壁上發現一處封藏的暗格，內置一長方形木箱，箱內端放一件珍珠冕旒龍鳳獅紋鎏金王冠和一件鑲嵌綠松石四曲鋬指金杯。
設置密封的暗格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考古史上，都沒有發現過類似的先例。保存完好的鎏金王冠和鑲嵌綠松石金杯，推測墓主是唐吐蕃王室成員，為了解唐吐蕃在該地行政與軍事建制情況提供了線索。
楊雪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