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丁楠]
2019年歲末，俄羅斯和波蘭就二戰反猶主義罪責歸屬問題發生爭執，美國和德國的駐波蘭大使隨即加入論戰。前者信誓旦旦地指認希特勒和斯大林合謀發動了二戰，引發輿論嘩然。
美國駐波蘭大使莫斯巴徹宣布：二戰是蘇聯和納粹聯合發動
對于《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及其《秘密補充議定書》，史學界早有正反兩方面的客觀評價。蘇聯解體伊始，俄羅斯政府也公布了檔案，不再對此事諱莫如深。
事實上，從1933年1月希特勒就任總理到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蘇聯的歐洲政策經歷過巨大轉折。起初，莫斯科倡導建立以蘇英法為核心的國際反法西斯戰線。后來鑒于英法的綏靖主義和對蘇敵視，蘇聯對集體安全的疑慮日深，轉而與德國簽約，以粉碎西方禍水東引圖謀、推遲蘇德戰爭爆發、打破德日法西斯的反蘇聯合陣線。所謂的“蘇德合謀發動戰爭”論，不但屬于典型的以偏概全，更有意掩蓋了英法（甚至美國）綏靖納粹以圖禍水東引造成的嚴重惡果。
希特勒上臺后處理與歐洲列強的關系，遵循的一條基本原則就是阻止英法蘇結成反法西斯同盟，避免德國在推行武力擴張之初就面臨兩線作戰的困境。當時，英法在經濟和軍事上面臨嚴重困難，在德國看來比較容易對付。而蘇聯是龐然大物，“吃了它可能被噎死”，因此沒有成為希特勒搞擴張的首要目標。
在這一戰略方針指引下，柏林對英法以欺騙為主，竭力造成一種似乎唯有共產國際和蘇聯才是德國敵人的假象，目的是阻止西方與蘇聯的軍事合作。而對蘇聯，希特勒確實是想締結一個短時間內有效的互不侵犯條約，從而讓德國集中力量率先同西方作戰。
無論從意識形態、階級屬性還是地緣政治利益出發，英法兩國政府都試圖把法西斯這股禍水引向東方，以希特勒的德國來消滅社會主義的蘇聯。與此同時，美國奉行所謂的中立，一方面想利用德國崛起平衡蘇聯，另一方面極力保護美國企業在德國的商業利益。這種“中立”也從客觀上鼓勵了法西斯國家的侵略擴張。基于對社會主義蘇聯的本能敵對和對弱小國家的固有蔑視，英法不惜犧牲捷克斯洛伐、西班牙、波蘭、阿比西尼亞等弱小國家的利益來滿足法西斯的貪欲，以維護自身安全，進而挑起德蘇沖突。
如今，當我們批判蘇聯同納粹德國在二戰爆發前夜劃定各自在波羅的海和東歐的勢力范圍時，不應忽視的一個史實是：在幾乎完全相同的時間里，英國的張伯倫和法國達拉地政府也和德國進行著相似的秘密談判，其目的同樣是簽訂劃分勢力范圍的互不侵犯條約。只不過希特勒當時看不上英法，根本不愿考慮后者提出的利益交換條件，進而將德國的勢力范圍圈定在某一地區。
針對《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締結的歷史背景，普京在近期演講中諷刺“其他歐洲國家自以為表現良好”，的確是一語中的。
德蘇合謀發動二戰的論調看似荒謬，卻能在歐洲政界和民間引發熱議，反映了各國對二戰歷史的混亂認知。而普京炮轟歐洲把二戰罪責從納粹德國轉嫁到共產黨人身上，指責曾與希特勒沆瀣一氣的歐洲國家如今卻在極力洗白，所針對的也是這一亂象。
對中國人而言，我們常拿德國和日本對戰爭罪行的反省作對照，一些人因此以為歐洲國家對二戰的爆發、進程及其影響有相對客觀、統一、甚至是與我們立場相似的認識。但事實并非如此。
在德國，政府、公眾和學界對二戰有一個共識，那就是納粹德國犯下了不可饒恕的戰爭罪行，尤其是對猶太人和少數群體的迫害和屠殺。但對于二戰爆發的起因、蘇聯在其中扮演的作用、以及第三帝國在某些地區的擴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屬于侵略行為，爭議是比較大的。尤其是社會主義的蘇聯（乃至于二戰后人民民主制度下的東歐和東德），在德國——特別是官方和精英階層——眼中，基本被當作是可以和法西斯政權等量齊觀的邪惡勢力。在德國人那里，蘇聯本質上的“惡”絕不會因為其加入了反法西斯同盟而被一筆勾銷。
德國柏林“蓋世太保”（國家秘密警察）總部遺存和遠處的納粹航空部舊址
可以和德國作類比的是意大利。1921年發生的經濟危機使意大利政局動蕩不安，法西斯黨魁墨索里尼趁機于1922年10月發動政變，率領黨徒進軍羅馬，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法西斯政權。1939年5月，德意締結侵略性同盟條約。墨索里尼上臺后，竭力實現意大利對地中海的控制。但和納粹德國不同，意大利沒有搞種族屠殺的罪名。失去了那些駭人聽聞的慘案，戰后意大利對法西斯崛起和二戰歷史的反思不過是輕描淡寫：墨索里尼只是眾多獨裁者之一，有什么大驚小怪？！在羅馬，那些法西斯政權樹立起來的紀念標志和歌頌軍國主義的浮雕，至今保留在政府機構和公共場所門前。這樣的景象在德國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意大利奧委會廣場上的墨索里尼紀念碑
羅馬公共機構門前的法西斯題材浮雕
同樣不以為意的還有像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這樣曾與法西斯為伍的東歐國家。以匈牙利為例，一戰結束后，奧匈帝國解體，匈牙利領土被瓜分。后者以收復失地為主要目的的復仇心理極重，而復仇的對象是它周邊的國家。因此二戰爆發后，匈牙利堅定地同德意法西斯站在一起，參加瓜分和占領其他東歐國家和對蘇戰爭。對匈牙利人而言，二戰中的正義和邪惡分別指代什么，恐怕不是那么容易說得清楚的。
除此以外，還有像奧地利這種打悲情牌逃避罪責的例子。1938年2月，奧地利總理許士尼格訪問德國，同意加強兩國軍事和經濟聯系，改組政府，任命納粹分子擔任要職。3月，由納粹分子、內政部長賽斯—英夸特組成臨時政府，隨即宣布德奧合并。奧地利至此成為德國一個省，由賽斯—英夸特擔任省長。
位于布達佩斯的蘇軍陣亡將士紀念碑
名義上，奧地利是最先遭受德國侵略的國家。但在當時，大多數奧地利民眾是衷心擁護德奧合并、支持希特勒的。被吞并后，奧地利人口僅占第三帝國的8%，但卻在針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行動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據統計，服務于眾多集中營的公務人員，奧地利人占到了40%。
但就是這樣一個國家，在二戰接近尾聲時卻搖身一變，以納粹鐵蹄下的第一個受害者自居，并得到了盟軍和國際社會的認可。德國人調侃說：“提到奧地利，人們率先想到的是莫扎特和古典藝術；提到德國，是希特勒和種族屠殺——可希特勒原本是奧地利人啊！他們在戰爭中犯下的罪行一點兒不比我們少！”
維也納霍夫堡皇宮，1938年3月，希特勒曾在此向全體奧地利人發表演講
和奧地利比起來，在“比慘”上更不遺余力的是波蘭。被德蘇瓜分后，波蘭成為二戰中的中歐戰場，失去國家的波蘭人蒙受了前所未有的災難。和猶太人經受種族滅絕相比，波蘭人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在二戰中的遭遇更加慘痛——被兩個大國瓜分，同樣歷經殘酷的種族滅絕，戰后又被蘇聯變相“殖民”——而全世界對他們作為受害者的關注卻遠遠不夠。外國游客到波蘭旅游，排隊參觀奧斯維辛集中營，卻不認真去看華沙起義紀念館，波蘭人心里是不痛快的。
波蘭華沙起義紀念館
與此同時，華沙又在系統性地抹去種種指責波蘭人曾在二戰期間與納粹共同迫害猶太人的說法。如今波蘭已經立法，將對公開發表這類“不實言論”的人進行懲罰。在克拉科夫和華沙的猶太聚居區里，政府安放了新的標志牌，講述當地猶太人和基督徒如何自古以來就和睦相處，親如一家。波蘭這些年對二戰歷史的重構，不但招致俄羅斯反感，以色列和美國的猶太團體也不高興。
修葺一新的克拉科夫猶太區商鋪
剛剛到來的2020年是二戰勝利75周年。去年歐洲紀念二戰爆發80周年，由此引發了不少關于歷史和時政的辯論。從上個月俄、波、美、德爭吵的架勢看，料想今年圍繞歷史問題的矛盾和事端也不會少。歐洲并不是在系統性地重新書寫二戰史，而是長期以來，各國原本就沒有一個統一的立場和穩定的解讀范式。一切從國家實際利益出發，以主流意識形態為準繩：想必在今年，我們還將看到反映這一邏輯的更多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