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3日,武漢宣布“封城”。就在這天,遠在4000多公里以外的我——一名來自武漢的大學生,也被送進了發熱門診的住院病房。
我1月19日從武漢返回家鄉新疆伊犁州。23日這天早晨,我間斷地咳了幾聲,因為才從武漢回來,又要過年了,為了保護自己和其他人,打算去當地醫院檢查一下。
“嗯,醫生,您好,我19日從武漢回來,今天有些咳嗽,所以來檢查一下。”
“你是武漢回來的?別動,口罩戴好,測完體溫,直接去發熱門診!”測體溫的值班醫生下意識地后退了幾步。
發熱門診的醫生依照步驟問完個人信息后,轉頭問旁邊的醫生“這是今早的演習嗎?”“不!她真是武漢回來的。”原來,在我來之前,發熱門診幾乎沒有人“光顧”。截止到1月23日10點,新疆沒有公布一例確診病例。
做完醫院規定的檢查項目,我的結果是白細胞數目增多,雙肺紋理輕度增強。醫生說,這些指標和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很相似。
明明是白天,我卻覺得天突然黑了。“聽說中老年人最易感染,我爸媽怎么辦?”“前天才見了嫂嫂,她會被我傳染嗎?一歲的小侄子會不會受影響?”……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自己一連串的“焦慮”。
護士送我去病房的路上,很溫柔地對我說:“小姑娘,你不要擔心。”我沒說話,小聲地抽泣著。“小姑娘,你只是有點像,沒有確診,甚至連疑似都稱不上。”我依然沒說話,但感覺自己的眼睛濕了。“小姑娘,沒事,這幾天我們會照顧好你的,需要啥你說就行了。”這時,我好想抱著這位護士姐姐痛哭一場。
我遵從醫囑,開始和最近接觸過我的人發信息,告知他們要觀察身體狀況。他們問得最多的就是“你為什么被隔離?情況現在如何?”我告訴他們我沒有事,只是有些咳嗽,才從武漢回來,以防萬一,所以要進行醫學觀察。其實,我至今都不知道這樣回答對不對。我小心翼翼,怕加重他們的恐慌,又怕說輕了,他們不當回事,掉以輕心。
當然,疫情籠罩之下,除了恐慌,還有真情。按照醫生的要求做了該做的事,后,我向三個人(男朋友、閨蜜和我最喜歡的老師)“坦白從寬”——我被醫學隔離了。我渴望被關心,又害怕被關心。我怕最親近的人因過度擔心而煩惱,但還好,他們一直都在,真情從未缺席。
很快,1月24日,除夕,這本該是個很美好的年吧?因為疫情,這卻成了一個特殊的年。
我過了20個除夕,這是第一個父母不在身邊的除夕,這是第一個在醫院隔離病房度過的除夕。
從我進入發熱門診隔離病房起,住進這里的患者每天都在增加。眼前的這扇窗戶,是我在病房中觀察世界唯一的眼睛。除夕的晚上,透過窗戶看去,醫護人員不停地在樓道走動,“我什么時候能出院”的聲音也不斷地傳過來。腳步聲、嘈雜聲、埋怨聲混雜著,很吵,很吵。打開電視看春晚,想找找往年除夕的感覺,巧的是,正好播到為這次疫情增加的節目《愛是橋梁》,白巖松說:“我們在過年,你們卻在幫我們過關。請記住,我們愛你們不止在今天,還在未來生命中的每一天。”突然,一陣心酸,望向桌上的巧克力,好想沖出去,送給同在隔離室過除夕的白衣天使,卻又知道,自己現在有可能是被病毒“選中”的人,還是不要連累他人了!
隔離室從嘈雜得讓我心煩,到安靜得令我恐懼。安靜的環境、寂靜的深夜,最容易讓人寂寞,讓人想家。我好想像隔壁病房的姑娘一樣,跟親人打電話訴訴傷心,我好想打電話向長輩問一聲新年好,但我沒有勇氣,在抑制不住情緒的情況下,在我知道自己隨時可能淚崩的情況下,我堅決不會讓更多的人同我一起傷心。新年前后,我掛了太多人的語音通話,我向你們說聲對不起。
后來,發熱門診的就診人員越來越多,病房快不夠用了,而我咳嗽也快好了,做了最后一次血常規,就讓我出院回家觀察了。
回家后,我被貼上“武漢大學生”的標簽,被社區一天打七八個電話“問候”。而問得最多的就是個人信息,重復問,重復收集。
我本來想著,我剛從醫院出來,被“密切關注”也好,保護我自己,也保護了身邊人。之后,陸續傳來追問“你去哪上學不好!為什么選擇武漢?”社區也規定所有武漢來的全家隔離14天。除外之外,身邊的朋友也不斷向我訴苦——被暴露個人信息的“武漢大學生”有之,被鄰居舉報的“武漢大學生”也有,甚至還有被家人嫌棄的“武漢大學生”。
其實,武漢被打上“標簽”,對于武漢真的很不公平。那里不應該是孤島,那里的人是同胞,不應該是敵人。讓你惶恐不安的是新型冠狀病毒,不是武漢人。
1月27日,我在4000公里外,聽見了武漢加油。武漢人抱團大合唱的視頻刷遍朋友圈,被焦慮情緒籠罩已久的武漢人,把吶喊聲變成了歌聲。我不學醫,不好評判做法是否正確,我只知道,一股熱流的確從心中涌出,從眼眶流出。我告訴朋友,我在武漢上學不到3年,對那里的感情,好似家鄉。這是一座溫暖的城,那里有教我知識的老師,有陪我愛我的朋友,有伸過援手的陌生人,有太多我牽掛的人,我想她痊愈。就在這一晚,我想回去上學了,敲擊著鍵盤,刷著新聞,默默關心著他,一晚上,徹夜未眠。
也是在那一天,我還處在居家隔離的狀態,晚上聽見爸爸咳嗽聲不斷,我束手無策。我安慰自己,還好他不發燒。可是晚上10點,爸爸站在我臥室門口像個犯了錯的孩子輕聲說道:“37.7℃”了。我當頭一棒,把手機重重地砸在桌子上,氣急敗壞地說道:“你給我說干嘛!我又不是醫生!你給我說有用嗎?”看到桌子上躺著的雅思書,好想撕掉他們,如果不是留在學校學雅思,是不是我就不會被定為“懷疑對象”?是不是爸爸媽媽就不會被居家觀察?如果不是一心想要出國讀研,我和爸爸或許現在都很健康?大一就有的夢想第一次開始動搖。我不得不趕緊平靜下來,問醫生怎么辦,他告訴我先觀察吧。我問他是不是如果我的最終結果沒事,那爸爸就沒有感染的可能了,醫生告訴我,如果他沒有其他接觸史,就可以這么說。這一晚,我等待“病毒核酸檢測結果”的焦急程度遠大于當年的高考。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是1月28日早晨5點半。今天結果可以出來嗎?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春節過去,春天也就不遠了。
田野泗季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