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一線心理醫生講述封城下的武漢:有10%來訪者是一線醫務工作者
來 源:21世紀經濟報道
記 者丨陳潔
“臘月29(1月23日),我本來要乘飛機去哈爾濱看雪,但當時覺得情況有點不對。”神經科主任醫師、藍天盧林武漢心理工作室技術負責人盧林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那個時候想,真去了哈爾濱,到時候見不見朋友都是兩難,而且也怕飛機上會傳染,所以放棄了出游的計劃。第二天,武漢就封城了。”
作為資深心理專家,她的反應很快——1月25日,正月初一,盧林就組織了各地的一批心理專家,參與到培訓中來;1月26日,藍天聯盟心理咨詢服務熱線正式上線。
至今,熱線已經開通接近兩周。“我計算了一下打熱線的人,60%都是武漢人,40%是武漢外地的。”盧林說,“其中,10%是醫務工作者,他們太忙了,沒太多時間打電話。”
但是,盧林接到的熱線第一位來訪者,就是一位醫務工作者。
圖/新華社撥打熱線10%為醫療一線人員
曾經是兒科副主任醫師的盧林,醫學知識非常豐富,她一開始覺得挺樂觀的:“當時真沒想到疫情會發展到全國,只是覺得武漢犧牲一下,封一周、兩周就好了。”
但是情況急轉直下。
“尤其是封城之后,感覺武漢人可能會驚慌。因此我和同事首先編寫了一本冠狀病毒小藍書,讓大家知道怎么正確的洗手,怎么正確的戴口罩,怎么了解冠狀病毒。這個本來是用武漢話讀的,但是后來很多人都來問,我覺得可能很多人還需要再講一下,就開始辦熱線了。”
盧林說。
熱線最重要的就是培訓。
“參與熱線的,有600位心理咨詢師,他們來自全國各地,其中很多人沒有危機干預的經驗,畢竟,面對疫情下的個體和平時心理咨詢是不同的。”
為此,她將所有人編成了五個組:專家組,用于為參與的志愿者咨詢師講授危機干預的知識;督導組,用于解決熱線中志愿者遇到的問題;熱線組,用于接聽來訪者電話并了解情況;調度組,用于分配志愿者咨詢師資源;咨詢師志愿者組,用于為來訪者解決心理問題。
她告訴記者:
“我們把咨詢師志愿者組分成21個團隊,三班倒,第一班是早上8:00-12:00;第二班是2:00到下午5點,第三班是下午5點到晚上11點。”
“督導組則為咨詢師志愿者解決問題,上午一次,10:00-11:30,下午一次5:00-6:30。”
盧林本身在督導組中,但是也會接待來訪者。
“我們咨詢師們是志愿者,必須保護好他們。因此當他們感覺有解決不了的問題時,就會把來訪者轉回到調度組,調度組會把這個來訪者轉到更為資深的咨詢師那里,實在不行,最難的都會到我和其他督導師這里來。”
據盧林的統計,打熱線的人中,10%為醫療一線人員,20%是自己隔離或者家人被隔離的人,還有一些人則是被恐慌、痛苦情緒所包圍的普通人。
擔心和恐懼都不是羞恥的情緒
盧林的第一個來訪者是一個醫務人員。
據她回憶,這位來訪者是一位護士,在武漢一家醫院的新型冠狀病毒的重癥病房工作。
“她長期在重癥病房中,值班的時候面對的都是上著呼吸機、情況很糟糕的病人,傳染性也很強。這位護士穿著防護服,在大量的出汗,工作非常辛苦,平時也沒時間聊天。然而一個夜班倒白班,她感覺被外界遺忘了。”
盧林表示,不上班的時候,這位來訪者住在醫院包下的一個賓館,也基本是隔離狀態,她的恐懼感、隔離感和孤獨感,都要遠遠強于外面在家自我隔離的普通人。
面對這樣的情況,盧林首先做的是正常化對方的恐懼。
“告訴她這種感覺恐懼、隔離感和焦慮都是很正常的。”
第二步,盧林進一步關心這位醫療工作者的現狀:情緒有沒有好一些?團隊的關系怎么樣?然后關心她的飲食,吃得如何,防護服是否足夠等等,逐步讓她和外界好的東西連接。
“她的同事已經有好幾個被感染了,這也讓她很擔心。”盧林說,“對此,我告訴她我知道一些捐助醫療物資的群,我說你們醫院要不要?她說是需要的,我說隨后我就跟你的院長聯系,把他拉到群里去。這時,這位護士就又覺得和外界的資源有一些連接。”
盧林進一步強調:在這樣的一個非正常的事件面前,我們所有的情緒都是正常的。
“她是一個專業的護士,非常優秀,當我告訴她這些,她的自信就一點一點回來了。”
“擔心、恐懼、崩潰,這都不是羞恥的情緒,我們也不是一個人面對這個事件,要做好和自己內在好的資源,以及和外界好的資源的連接。”
圖/圖蟲當普通人被懊惱焦慮擊倒
被這次疫情“擊倒”的,不僅僅有醫務工作者,更多是普通市民。
“還有這么一個案例也讓我印象深刻,這位來訪者已經躺在床上一周無法起身,無法入睡,想放棄治療。”
“這個人在武漢長大,父母都在武漢,但自己在南方的城市工作。這次回武漢是為了探親,帶著女兒先回來,老公隨后才到。沒想到來到武漢第二天,封城了,她一下就被懊惱和焦慮擊倒了,拒絕任何東西。”
“我就先聽,聽她哭。”盧林說,“她很悲觀,什么也不想要。”
盧林感受到她的情緒:首先是憤怒,對自己的憤怒:“我為什么要在封城前一天帶著孩子來武漢?!”
“我和她說,這首先不是你個人的責任。其次,我向她科普,說這次的事件傳染病疫情,類似情況在古今中外也多次發生。第三,我們也經歷過嚴重的非典事件,最后怎么樣?我們都克服了。說到這里,她慢慢的好一些了。”
然后盧林就請她能否把枕頭墊得高一些,她解釋說,因為這位來訪者之前一直是躺在床上,這用心理學來描述就是“退行”, 退行到無法坐起來的嬰兒時期。然后就引導她關心家里現實的事情,包括吃飯怎么辦?孩子怎么辦?父母怎么辦?
“我發現這家人其實沒有人感染,父母的狀態也還好,有兩個狀態比較穩定的人。最后我們聊到現實問題,她最擔心兩點:工作保不住,孩子的學習成績會下降。因為南方城市開學和開工的日期,肯定比武漢早。”
盧林表示。
對此,盧林表示,對方的擔心是對的,但是不是沒有解決辦法:一個是跟上級報告,封城在武漢暫時無法回來;其次和孩子的班主任講清楚情況。“首先要保住對方的工作崗位和孩子的學籍。后來,她的領導挺好的,和她說你放心。”
盧林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普通人面對疫情,并不是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但是當極度的恐慌、懊惱、憤怒等等,這些過度的情緒占據了個人,人很容易和這些東西失去連接。“這時候,可以尋求外界進一步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