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楊偲婷
原標題：編劇徐兵：寫劇本比喝酒都嗨
“做人沒意思。”
這是徐兵幾十年的口頭禪，什么時候開始說，能追溯到十幾歲的時候。他太太說每次聽他這么說，“心里都咯噔一下”。但徐兵解釋，這不是他有什么消極想法。相反，他覺得做人太好了。
“做人每件事都很好，但是太短了，所以我覺得做人沒意思。比如愛這個東西是看不見的，但也是最美好的。買個杯子買件衣服都是因為你覺得它們美好，大家都喜歡美好的東西，但那些東西都沒有愛美好，愛這件事只要一發生的話，你就會特別惜命，因為你這本體沒了，愛就沒了。但生命太短暫了。”
五年前，徐兵寫的電視劇《紅色》大紅，這個不走尋常路的諜戰故事，成為年度口碑好劇。后面幾年，徐兵寫了幾個現代戲，“算算我有三年沒寫年代戲了”，徐兵決定再來一個。
“《紅色》還是黏黏糊糊的，一個男女情感線上生發出所有戲劇矛盾。而這部戲（《新世界》）我想走江湖這一道，我想說點干巴利落脆的事兒，所以把故事放在北方。”這也是徐兵第一次自編自導電視劇。
《新世界》的故事發生在1949年，解放前夕的北京“天兒還沒亮透”，講的還是四九城里小人物們在時代大變革面前的種種浮沉。主角是三個異姓兄弟，糾纏在北平城破前“走”和“留”的取舍中，也掙扎在“新”與“舊”的抉擇中。故事是個不折不扣的男人戲，確如徐兵所說，人物、臺詞、風格，都是“干巴利落脆”，完全不同于《紅色》的細膩柔情密密編織。民國時代老北平的生活圖景也是栩栩如生地鋪陳開來。
《紅色》和《新世界》兩部完全不同氣質的年代劇，多少能映照出些徐兵性格中截然相反的兩面。“我身上有兩面很極端的性格，一面特別地事兒，特別地粘，說好聽點特別柔情。另一方面，就特別剛烈江湖什么的。這兩面同時存在。兩面我都討厭，兩面我都喜歡。”
也許這也和徐兵的人生經歷有關，徐兵是浙江金華人，長于南方，中學畢業在工廠做機修工，然后在劇團做燈光師，26歲考進中國戲曲學院，學戲曲文學，畢業那年整三十歲，開始編劇生涯。從上大學算起，徐兵開始在北京生活，光在南城一片兒就生活了有十年，不少老朋友都在南城。老北京的日常氣味，他很熟悉，寫《新世界》時，他也不需要查什么資料。“七十集一個北平戲，一般想象都會說，你收集了很多資料，做了很多前期準備工作，我還真一點都沒有。”就兩張地圖，一張老北京地圖，一張老北京的風土人情圖，貼在徐兵寫作室里頭四個月，《新世界》的劇本完成了。他跟記者感嘆：“還是年代戲痛快一點，‘殺人放火’都行。”
至于做導演這事兒，徐兵再三表示：“我不嗨這個（當導演），太累了。”
2017年上映的電影《緝槍》是徐兵第一次做導演，當時他本來還挺有底氣，“因為之前我都在做劇的監制，實際上涉及到前期和后期的導演工作，所以我覺得我有啥不能弄的，結果那電影前期把我拍崩潰了。”
據徐兵說，看景的時候他就崩潰了，“后面跟四五十號人，我走他們就走，我停他們就停，所有眼睛都看著我，我總得說點什么才行。你知道嗎，太嚇人了！有一天在公安局一個樓里頭，我實在受不了了，我說我要上廁所，我到廁所里面可算能歇會，一扭頭所有人都在門口看著我，他們以為我去廁所也是看景的。”
這種人群簇擁憋壞了徐兵，他自認喜歡獨處，“這個獨處不是一個人獨處”，徐兵愛逛商場，他熱衷于好看的東西，直男中少見的購物愛好者，喜歡穿搭，能夠非常坦然地“沉浸在消費主義的快樂中”。“我在逛商場上的時候我覺得我是獨處的，我是一個人，因為所有人都跟我沒關系，我愛干嘛干嘛。”
但在劇組作為導演，時時刻刻被所有人盯著，指望著，徐兵真心不習慣。“每天都強顏歡笑。”直到剪輯階段，他才從中感受到愉悅了。有了那次歷練，徐兵覺得自己“心理承受力會大一點”，也學會了在該妥協的地方妥協。而再次“硬著頭皮”當導演，是為了自己寫的故事，能在各個層面上做到自己的“一以貫之”。
他最喜歡的還是寫劇本，“寫劇本比喝酒都嗨，比什么都嗨。做人不就是為了嗨？”
“我都這歲數了，還能寫幾部呢？”徐兵挺珍惜自己在創作上的才華和精力。已經有差不多十年，他只寫自己想寫的原創故事，不接委托創作，不接IP改編。他有自己的創作習慣，不做分集大綱，從第一集第一個字第一個人物開始順著往下寫，“腦子里有個東西就準備寫了，我可能醞釀一段時間，我可能寫壞，寫十集二十集就沒了。就廢了，廢了重新再想一個。”
寫著寫著，他覺得人物活了，“他們就活了就動了，出門要干什么要說什么有什么恩怨它就發生了。”徐兵寫劇本很快，“我不敢停，我只要一停那個人物我就不熟了，都斷氣了。”他筆下的人物也確實鮮活，臺詞是一絕，徐兵坦然，“我臺詞是寫得好”，在他看來，要把一部戲里幾十個人物的臺詞，個個寫出不同個性，要靠“自我分裂”：“戲里頭有7個人物，有20個人物，你寫作的時候，得瞬間就變成他們，你嘴里說出的話，你要變成他們的話。”
徐兵之前在波士頓住了七年，寫作空間在地下室，據他說有一次寫作半途，抽了支煙，把煙放到煙筒里，就又回到桌前寫，寫得渾然忘我。“寫著寫著突然一個人出現在我電腦后面，說‘你怎么了還在這兒？’我看了她一眼，沒看清是誰，繼續寫。‘你別寫了’，我才抬頭看，哦，那是我媳婦。”他這才發現，整個房間全是濃煙，太太在濃煙中若隱若現，火警報聲刺耳地響著。“ 你想老外房子火警聲音多響，特別刺耳，但我聽不見，已經響了一分多鐘了我也聽不見，屋里全是濃煙滾滾我也沒感覺。 我（寫劇本的時候）沉浸進去就什么都沒有了。我都不是我自己了。我是靠這樣的能力在寫，所以才快。”
“這是個天賦，我有點‘精神病’，”然后徐兵說，“ 我特別害怕它什么時候沒有了。那天肯定會來臨的。 來了就結束了吧，這輩子折騰過了結束了。”
結束之后想去干點別的什么嗎？
“茍且。”他懶洋洋地答。
臨近采訪結束，徐兵問記者：“你咋不問我徐天這個問題？為什么每部戲主角都叫徐天，每個媒體都問。”
……既然大家都問了，就不問了吧。
“不問我也要告訴你。”
徐兵開始侃侃而談，“ 一開始當然是因為我兒子叫徐天，我起名懶，我不會起名， 一個戲完了，第二個戲我也就叫了，到第三個戲的時候，就有聲音說你這不好，有些聲音是來自于網絡的，有些聲音來自于演員本身的，但當演員這么聊，我本能PK，我說就叫這個怎么了？ 還有聲音來自于資方，資方如果說你別弄這名字了，我可能會妥協，因為人家擔風險，人出錢。但資方往往覺得也挺好，沒準是個話題了。這都是外部原因。”
“內部原因，當網絡上開始問你為什么還叫這個名？我們家誰誰誰怎么著怎么著的時候，我氣死了。 我心想，這就是‘一人千名’和‘一名千人’的問題。就那幫人，演1000個角色都是自己，根本不會演。我叫同一個名，都是不一樣的演員，不一樣的角色，憑什么呀？我就不改。”
“舊世界需要折騰，折騰出一個新世界”
澎湃新聞：三兄弟里，尹昉[微博]的角色還挺沖的，他基本就是惹事兒，然后兄弟為他擺平。乍一看他不是個容易讓觀眾喜歡的角色，為什么會把這樣的人物作為第一主角呢？
徐兵：兩個點，第一，我們首先要保證每集的好看，對吧？每集都不好看，那觀眾真的就罵了。保證每集好看，故事情節能吸引觀眾，他看到后面的話，會覺得徐天并不是這樣的，或者他這樣是有道理的，先看完再說。第二，聽話的、會來事的、不會惹事的，就一定是好的嗎？也不是。這個戲叫《新世界》嘛， 舊世界需要折騰，折騰出一個新世界，老老實實的、啥事都好好的、只管自己的，新世界從哪來？沒人折騰。
澎湃新聞：這部劇的名字就叫做《新世界》，現在出場的這些主要人物之中，你覺得誰最能代表新世界？
徐兵：當然是徐天。如果就北平這片兒地界上去拎的話，肯定是徐天。因為徐天“不滿足”。大家有的是滿足的，有的是趁亂世要自己出頭撈點好處的，還有的是亂世撂挑子跑的，確實那個世界禮崩樂壞，有堅守有操守的人，他都會覺得有點難受。金海他守的老規矩老理，但一些老理老規矩在亂世里被扭曲了，壞人好人的規則就不一樣了。而徐天他守的那套理，是新世界再變，舊世界再變，中國社會底層的樸實價值觀是不變的，徐天他守的價值觀是特別干凈，特別純粹的。“怎么就不行了？我在這就要行，行不行”，人家在變通，他變通不了。他的渴望和他“不融合”的狀態更明顯，所以他格格不入。那在這個世界里已經是“不行”的了。來一個田丹，告訴他有那樣一個新世界，新信仰，新力量，他跟田丹的那種渴望，是最能接上氣兒的。
澎湃新聞：所以說，前面是他一直在和舊世界發生沖突，而田丹給了他一個脫困的可能，或者說一個新世界的暗示？
徐兵：說到田丹這個人，這個戲其實跟以前的年代戲是有個巨大的差別，一般都是男一號是共產黨，他身上代表了信仰，對吧？他更堅定堅強，比普通人更犀利，這些特質放在男主角設計上是好的，他會增加角色魅力，但要是放在女性角色上，她女性魅力可能會打折扣。觀眾對一個劇的女一號，通常會有一些期待：她要漂亮，她要有女性魅力，她負責這個劇里情感柔軟的地方。所以把她設定成共產黨，對我來說是個挑戰。
選角的時候，我就從來沒有猶豫過萬茜[微博]，她的氣質，又堅定又女性。田丹這個角色，她沒有能力改變世界的格局，她是個普通人，但她帶來了先進理念，這個說法別人從來沒聽過。我們講的是：新世界要來了，底層這些人在左沖右突，當他們價值觀受到束縛和沖擊的時候，看到一個新世界和新信仰的希望，他們開始渴望一個新的秩序來臨。而不是這個故事直接給出了一個新世界。
澎湃新聞：那關于田丹和徐天他們之間的感情走向，你是怎么考慮的？
徐兵：田丹在這戲里，她不單是信仰啟蒙的作用，她有情感啟蒙者作用。戲一開始，徐天的女朋友死了，然后他碰上一個女的，要讓這個女的去破解我女朋友誰殺的。通常這種故事很容易走向：這個男的跟這個女的好上了，觀眾也會這么想的。那就渣了，那就是個渣男。但我們沒有這么做。開機籌備，我就說：戀愛肯定是浪漫了，現在所有浪漫都得從戀愛里找去。為啥呢？因為和平年代，沒缺過啥，刺激腎上腺素分泌的事兒就是談戀愛，多浪漫。其實比戀愛更浪漫的事，是革命。
所有男女愛情滋生出來的誓言、考驗，在現代生活里頭全部沒有。說我可以為你死，吹牛X的，你去死給我看看？但戰爭年代說，我可以為你死，我可以為你擋子彈，那拐角就是一把槍頂上了，因為你干革命，危險每天都存在。在那種環境下，男女感情，它超越雌性雄性相互占有的感情，它是一起打仗的戰友情。他們每天燃燒荷爾蒙的那個高度，也在更高的地方。所以田丹跟徐天的感情，開始就不是男女的相互傾慕， 他們倆超越了愛情，他們生死都交換過。已經跟男女的事沒有關系了。
徐天其實從沒想過愛情是什么，他是個愣子，而田丹是個很柔軟的人。田丹問他：你愛賈小朵嗎？徐天說什么叫愛？他可以為賈小朵去死，但是他沒想過該怎么去愛。而田丹也會反過來跟自己說：我從沒見過這樣的人，我也沒來過這樣的北方，但我不會愛上他。她其實在提醒自己。
這倆孩子到最后，徐天見到田丹，就像見一個久別重逢的親人，我所有的坎坷悲傷，見到她了，我都能喘上一口氣，特別溫暖，我舒服了，我安全了，這種感情在愛情之上。故事結束了后，他們倆會不會有愛情？可能會有， 但戲里頭是沒有了。
“我關心現在的小人物”
澎湃新聞：你的《紅色》《新世界》，都是從小人物出發的故事，生活氣息也強，這和其他諜戰劇不太一樣。
徐兵：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就不是英雄，是小人物，所以我體會的，我由內往外散發的，都是小人物的情緒，小人物的邏輯。我由衷認為，這世界由小人物組成，大人物改變了什么？如果小人物不愿意的話，你改變了毫無意義。我是在這個集體里的，所以我所有戲的出發點，都是小人物的情感，小人物跟環境的矛盾，環境有時好有時壞，那是戲的方向，主要的那個情緒都還是小人物的生存狀態，我關心這個。所以你說古裝戲也好，現代戲也好，只要是小人物的情感，都行。而且看戲的都是小人物，大人物也不看戲。
澎湃新聞：那你現在覺得自己還是小人物嗎？你真的還了解市井小人物的生存狀態嗎？
徐兵：可能會有點脫節。但不是因為我不得了了，牛了，不是。是生活環境改變了。我好多年沒坐地鐵公交車了。生活環境改變了，我會脫離一點。但從情感上我認為我跟他們挺近的……嗨，什么他們呀？我就是他們，這么聊又聊遠了。
澎湃新聞：其實，早年還沒有互聯網平臺的時候，電視臺在選片方面，會給創作和制作方很多限制的。互聯網時代后，平臺、觀眾和創作制作這三個環節間，你覺得三方關系有變化嗎？
徐兵：創作者在創作這件事上，話語權肯定得有，沒有咋創作。我跟朋友也聊過這天，就是我們這行，包括電影，我認為是個服務行業，你做的作品要讓人高興，要讓人買單，對吧？你為大家服務，你就得站在大家的角度去考慮問題。當年電視臺跟現在互聯網，我覺得是有一些本質區別。首先，電視臺是國家單位，大家都可以看的，互聯網它不一樣，尤其現在付費了， 得先買，買了的才看。電視臺那個購片體制，就是幾個購片人，然后臺領導，它的考核體制是以績效考核，是對上負責，互聯網是對下負責，對用戶負責，所以它體制不一樣。
還有一個就是國情，有一段時間我挺迷茫的，就說IP戲這些飛來飛去的好像也能做，反響也挺好，然后突然說不能做了，然后再一會兒又播了，我特困惑。在這么一個時代里，老百姓每天能看到的東西，都是飛來飛去的古裝，都是這個阿哥那個格格宮斗這些事兒，這些事跟這個時代沒有關系，完全沒關系。我跟一位領導大哥探討過，去對比俄羅斯民族復興的時候，它有很多偉大的作家，有普希金、托爾斯泰等等等等，當時那些文藝作品，是在那個偉大時代的土壤里長出來的，而且激勵著那個時代。我們這個時代，還是需要一些那樣的東西。我肯定沒法跟托爾斯泰去比，但我是現實主義者。我關心現在的小人物。
創作核心：人物的情感和命運的莫測
澎湃新聞：你也說到，你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你的各種題材作品中現實主義氣息也是很重的，說到現實主義，其實可能國內現實主義影視創作中，大家還是有所回避的。你覺得回避之后，是不是讓現實顯得沒那么“現實”？
徐兵：你說的這種現實主義，前面兩個字沒說，批判性，你認同的是批判現實主義。因為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他有一個責任，對吧？那這件事放在年代戲里頭，比方說《新世界》是可以的，因為它歷史環境就是這樣的。你指的是現代戲嗎？
澎湃新聞：很多都存在這個問題吧，古裝不也一樣嘛，當然這個問題就在當代戲里表現很明顯。
徐兵：我只能跟你說，我一點都不排斥現在的社會生活環境，每個社會都有不公，有人的地方就有不公，有不平等都是。 有些人，他會關心現實里頭的不公、不平，他的創作動機是來自于這個，他的能量是來自于這個。我覺得，我也是個現實主義者，但這些不是我的創造動力。
你可以歸納歸納，我的心里基本上有個主題，這個主題來自于人本來的情感和生命的長短，我們年輕的時候，荷爾蒙分泌最旺盛，最容易愛和被愛，對吧？在那個時候，我們都會覺得未來會很長久，或者本能的希望生命會很長，愛會永恒。實際上生命會那么長嗎？ 生命隨時會停止。我關心的是人物的情感和命運的莫測，這其實是我創造的一個核心。
澎湃新聞：關于這種命運莫測和生命長短，是你年輕時就關注到的嗎？很多人年輕時候，是不太會意識到死亡離自己是非常近的，或者說命運的不可揣測性離自己是那么近的。 有沒有一個時間節點，讓你好像意識到這一點？
徐兵：沒有某一個突然的時候，我的生活經歷可能造就了我這樣。 我愛說“做人沒意思”，口頭禪，但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時候開始這么說的。直到有年我回老家，見到以前在工廠里的那幫朋友，他們問我：“‘做人沒意思’你還說不說？”一下子嚇著我了。因為我在工廠時才十六七歲，那時候，我就開始說做人沒意思。好多人會覺得，我說這話特別消極，其實我還真不是，我說的做人沒意思，是我自己剖析自己，我覺得做人每件事都很好，但是太短了，所以我覺得做人沒意思。比如愛這個東西是看不見的，但也是最美好的。買個杯子、買件衣服，都是因為你覺得美好，大家都喜歡美好的東西，但那些東西都沒有愛美好，愛這件事只要一發生的話，你就會特別惜命，因為你這本體沒了，愛就沒了，但生命太短暫了。
澎湃新聞：那就是美好事物和它的短暫性的矛盾。
徐兵：對。
澎湃新聞：作為行業內頂尖的創作者，對于年輕創作者有沒有什么建議？
徐兵：想方設法多掙點錢，讓自己日子過得好點。無論從事什么事兒，首先都是個工作。然后我們才是熱愛這個工作，讓這個工作更有質量。你先對得起你愛的人、愛你的人，你得養活自己和他們，這是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