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山村防疫臺賬：攝像頭24小時監控 怕夜里有人偷偷回村
我們全鄉目前還沒有一例疑似或確診，不過，這幾天反而更嚴格了
2月5日，夜里兩點多，村口勸返點的帳篷里還亮著燈，有村民在這里值班。劉軍沒有排班，他陪著值班的社員呆了一會兒，才回到自己的住處。
劉軍是甘肅省蘭州市榆中縣上花岔鄉人口與計劃生育服務中心副主任，是中國行政體系中最基層的干部之一，也是一位包村的干部。
新冠肺炎暴發之后，職位對口的劉軍，成為這個山鄉防疫直接的責任人和執行者，封村勸返、消毒登記、摸底排查、匯集數據、溝通上下、巡查各村……短短幾天中，包括8個武漢回來的人員在內，全鄉46個社143個外省歸來的人員，每個人在他那里都有了一本臺賬。
上花岔鄉王灣村檢查點。受訪者供圖
封村勸返，先把卡設起來
上花岔鄉各村封村，是從正月初二開始的，鄉里在一條主干道上，設了上中下三個檢查點，主干道連通白銀和蘭州，無法封路，但通過登記和測量體溫，也能起到一定的隔離作用。
主要的封鎖口，都在各村村口，突發的疫情，大家都沒有準備，最先上陣的是村里的喇叭和村委會的辦公桌，劉軍告訴新京報記者，一開始各種物資都很缺乏，村委會先把辦公的桌子、椅子搬出來，在路口設卡，衛生院的醫生和村醫一同上陣，測量體溫，宣傳防疫知識。
給車輛消毒。受訪者供圖
大年初二，是走親訪友拜年的時間，主干道上設卡后，來走親戚的一律勸返，村里的大喇叭不間斷地播放防疫要求，公路上有鄉政府的車載喇叭移動宣傳。
“剛開始的時候肯定有人不聽，村里的人出門，我們可以勸住，但外來的人，有時候不太容易，我們就找他要去的人家，讓他的親戚勸返”，劉軍說。
劉軍是上花岔鄉人口與計生中心的副主任，是全鄉公共衛生最直接的負責人之一，“我們全鄉38個檢查點，早上8點開始，各村各社就要上報值班情況，拍照片發到微信群里，既是匯總情況，也是簽到”。
檢查點只有一根布條攔路，值班人員仍在嚴格值守。受訪者供圖
村民們對疫情越來越重視，早晚點卯已經不是問題，麻煩的是有人沖卡，登記點只有一條橫幅攔路——其實就是一根布條。
劉軍說，“開車的肯定不怕一根布條，直接沖過去了，一共有三四次，都是過路的”。
遇到沖卡的情況怎么解決？
劉軍說，“如果有人沖卡，前面的人會在群里提醒，后面的登記點、各村口的登記點都會注意，提前準備攔截。實際上，一般人沖過一道，到第二道的時候，也就意識到嚴重性了，不會接著沖。”
除了沖卡，還有人撒謊，說是過路的，其實是要到村里去，“這樣的也混不過去，因為各村都有登記點，他總要進村，在村口就被攔住了”。
摸底排查，143個歸鄉人
到2月4日，上花岔鄉全鄉有143個外省回歸的人，其中從湖北回來的有8個。
摸底排查是疫情暴發后的最重要的防控手段之一，各村村干部、各社社長都要對本村本社的外地回歸人員進行詢問登記，“包括乘車信息、中間的居住信息、聚餐等接觸人員的信息，每一個人在我這里都有一本臺賬，并且隨時更新”，劉軍說。
143個人中，有8個從湖北回來的，其中4個是武漢回來的，4個是湖北其他市回來的，“有3個人全家都搬到縣城或市區了，不在本鄉常住，他們在社區里隔離居住，但我們還是要登記基本信息，保持聯系。”
怎樣才能保證摸排的情況是真實的，回歸的村民會不會說謊？
其實，在鄉村這個熟人社會上，想要瞞過別人并不容易。
工作人員入戶檢查。受訪者供圖
劉軍告訴記者，一般來說，村里都是熟人，村長、社長知道每家的情況，誰家有人在外讀書、在外工作，大概都了解，“外出務工的，可以通過親戚朋友核實，村里人大部分沾親帶故，自己不說，也可以通過別人了解，只是繁瑣一點兒，但并不難。我們鄉有一個從廣州回來的，路上經過武漢，車在武漢車站停過，也查出來了。我們鄉里還有一個資助貧困學生的項目，每一個受資助的都有信息，可以核對一部分人群”。
路過武漢的回歸者，和從武漢回來的人，監控措施是同樣的，重點監控，在家隔離，每天測體溫，“這個人現在已經滿14天了，沒有異常。仍在隔離中的，還有6個人，他們是一家人，都在武漢打工，目前沒有異常”。
村內聚會，微信群里批評
劉軍是一位包村干部，除了每天統籌全鄉信息，和鄉里的其他同事一起巡查各個檢查點，還要兼顧他所負責的村子。
劉軍包村的地方叫王灣村，距離鄉政府12公里，是全鄉第二遠的村子，全村45個建檔立卡戶，現在還有3戶10人沒有脫貧。
大雪中的檢查點。受訪者供圖
疫情暴發前，劉軍每周有一半時間在王灣村，暴發之后，他要匯總全鄉信息，巡查鄉里，但即便如此，有時候晚上還要去王灣村值班。
王灣村有四個社，每個社都有檢查點，村干部不夠，有村民自愿報名值班。
“當時情況倉促，連設卡的東西都不夠，臨時找了個廢棄的門板先頂著，后面才發放衛生、消毒等設備”，劉軍說。
和其他村莊一樣，王灣村規定，過年不出門拜年、也不接待親戚來拜年，出門都要戴口罩，村內不能聚集。
但剛開始的時候，村民們對這些規定并不完全認同，即便認同了，也未必肯做。
墻上的宣傳標語。受訪者供圖
“封村不久，有一回我在村里值班，有一個村民開三輪車出門去拉柴火，我就問，怎么不戴口罩就出來了？那時候很多人都不太重視，所以我就把不戴口罩出門的人，拍了照片發到村里的群里，王灣村的群有252個人，涵蓋了絕大部分在村里常住的居民。發到群里，大家都是熟人，肯定不好意思，以后出門都會戴口罩了”。
劉軍發現，在微信群里批評，效果比想象的好，“大概正月初五左右，有十多個村民聚集在村里的一間小賣部門口，下棋、聊天，村里的小賣部，往往是村民聚集的地方，往常沒什么，但這個時候就挺危險。我們就拍了照，曬到群里。第二天就剩3個人了，第三天就沒人再聚集了。年長的人常年在村里，他們覺得我們這里是山區，疫情傳不到我們這里，但年輕人比較重視。所以一旦把村民聚集的照片發到群里，家里的年輕人就會主動勸長輩回家”。
紅白喜事，其實是個難題
過年是村里結婚的高峰期，近年來，年輕人外出務工的越來越多，大部分過年才回家。因此，集中在過年結婚的也越來越多。
“一般來說，臘月底結婚的更多，所以年前有一大部分都辦完了婚禮。計劃在年后結婚的麻煩一點兒，不過現在年輕人警惕性很高，絕大部分自己就取消了婚禮，不用我們怎么勸”。
真正麻煩的是白事，白事不能等，而且難免人員聚集，防疫是大問題。
辦白事的現場也要消毒。受訪者供圖
“我們這里的風俗，人走后大概要停五天，倒數第二天是來人最多的時候，所以我們要求村里盡可能壓縮時間、減少人數，控制在50人以內。白事期間，村里衛生員每天要嚴控體溫，詢問每一個人有無發燒等癥狀，早晚還要消毒”，劉軍說。
劉軍負責的王灣村，最近就有一例白事，“當時主要是村干部在防控、給村民做工作，盡量讓本村、本鄉的親戚來，外鄉的就別來了，來了也進不來，程序也盡量簡化，縮短時間，不要停留太久”。
劉軍告訴記者，“當時是正月初三，各種物資都不齊備，防控特別困難，只能通過一些措施嚴加防控，比如讓村醫監測每一個人的體溫，挨個量顯然不現實，只能通過詢問、觀察等，進行重點測量。我們的村醫是一位從醫30多年的老醫生，經驗豐富，這幫了很大忙。此外，村干部全天管控現場、敦促消毒、防止人員過度密集等”。
防控嚴密，仍有新的擔憂
從正月初二開始，劉軍參與了全鄉的防疫工作，全鄉38個檢查點、所有村社的情況，全都要匯總到劉軍手里，還有外省返鄉人員的情況，每一個人劉軍都很了解。
“很多數據要反復核實，隨時和村干部電話溝通、詢問，整理好以后向上級匯報，同時發給鄉里及各村的衛生員。一開始建數據庫很繁瑣，建好以后就好多了，每天更新就可以”，劉軍說。
除了匯總信息、上傳下達，劉軍還要參加鄉里的巡查，“鄉里的干部分開巡查，前幾天是最難的，各處的檢查點剛剛設起來，要發放物資設備、一個個巡查是不是合格，有沒有人值班等。有很多地方是村民值班，大家輪流，要和每一個人講注意事項，哪些工作必須做，哪些事情不能做。今天這個人值班，跟他說一遍，明天換個人，還得再說一遍”。
隨著時間的推移，各種宣傳工作推進，群防群控的氛圍形成后，防控的漏洞越來越少，“我們全鄉目前還沒有一例疑似或確診”，劉軍說。
搭起帳篷，24小時值守，有的時候只能泡面充饑。受訪者供圖
不過，防控體系建立起來之后，并不意味著劉軍他們可以休息了，“這幾天反而更嚴格了”。
上花岔鄉地處山區，雖然有一條公路直通兩邊的城市，但畢竟人流稀少，隨著城市防控的日漸嚴格，鄉里開始擔心，會不會有人往山區走。很多人在城里買了房子，全家在城里居住，這時候很有可能想回老家，他們流動起來，就很容易造成防控的漏洞。
所以這些天，鄉里、村里的干部，都安排值夜班，24小時防控，有的村子里在村道上裝了攝像頭，就怕有人夜里偷偷回來。
“我們嚴防死守，一定要把疫情隔絕在山鄉之外”，劉軍說。
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編輯 張樹婧 校對 范錦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