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四年(819)正月，韓愈以《論佛骨表》獲罪，貶逐到“瘴癘險遠”的中國嶺南邊陲潮州，開始了他寓潮八月的刺史之旅。在文人、官方、黎庶的共同演繹下，一位多面相的民間韓愈，逐漸形成。
首先，文人對韓愈詩文及事件的傳奇化敷衍，改變了他倡儒排佛的基本面相，使他逐漸衍化為似道向佛的人。韓愈抵潮前，傳聞潮州“鱷魚大于船，牙眼怖殺儂”，民眾常遭鱷患，遂著成《鱷魚文》，遴時選地“祭鱷”，通過諭鱷而聽，馴魚之暴，意在播布王化，“革化異類”。唐代張讀的志怪小說《宣室志》，開始把韓愈傳奇化，出現“做祝”“易地為湫”“巨鱷隨徙”等情節的故事雛形。史書《新唐書》《舊唐書》只記載傳奇色彩的祭鱷事件，突出“暴風震電”“湫水盡涸”“永絕鱷患”諸細節，而對韓愈請置鄉校、延師興學、心系農桑、婉拒孔戣等其他事件一概不提。北宋劉斧輯撰的《青鎖高議》中，祭鱷故事更為生動具體，添加了“濟懼”“遽往”“回視鱷”“銜其文”等，突出鱷魚出現時電閃雷鳴、“聲振山郭”、“蒼云蔽溪”的奇異變化，韓愈馴化異類的傳奇性不斷增強。此外，后世演繹最多的是韓愈赴潮途中完成的《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這首詩。此詩加上早期的《徐州贈族侄》詩，在唐代《酉陽雜俎》中被演繹為“韓愈責侄”“牡丹開花”“葉顯韓詩”等情節。五代《仙傳拾遺》、宋代《太平廣記》等均有類似記載。《青瑣高議》增加“執筆作詩”“足成全詩”外，改“七日開花”為“頃刻開花”，情節更加豐富離奇。在此基礎上，蘇軾的《和述古冬日牡丹》直接引用《酉陽雜俎》事為典。宋元以來，以韓湘子度脫韓文公為題材的戲曲作品明顯增多，如《韓文公風雪阻藍關記》《韓湘子三度韓文公》等。清代，戲曲劇本選集《綴白裘》輯錄了《途嘆》《問路》《雪擁》《點化》等內容，皆敷衍第八洞神仙韓湘子三度叔父老文公成仙故事。孫濤《全唐詩話續編》除轉引《青瑣高議》韓湘故事外，還把《別湘》詩附會為韓愈所作，詩中“好待功成身退后，卻抽身去臥煙蘿”句，是對韓愈成為道教仙化人物的進一步演繹。
韓愈曾與大顛和尚交游，為人們留下“不知佛，所以斥佛”和改信佛法的口實。當時與韓愈同時的孟簡，平生嗜佛，亦相信韓愈改信佛法的訛傳，并留書以贊。韓愈“忻悚兼至”，遂“答書以辨”，澄清自己與大顛交往并“留衣服為別”之事。對韓愈向佛的成見，先有孟簡移書，繼之有歐陽文公集錄的《與大顛師書》，將韓愈與大顛之間的交往進一步具體化。到宋僧契嵩《鐔津文集》時，已有韓愈向大顛“問道”“弟子解諭”等情節。據此，南宋僧釋志磬《佛祖統紀》，不斷添枝加葉、牽強附會，內容更加豐富曲折，出現了“問年”“叩齒”“驅逐”等情節，并不斷以訛傳訛。在宋代王讜編的文言逸事小說《唐語林》、曾慥編的筆記小說總集《類說》中還載有“韓愈癩死”的傳聞。后人不問究竟，順應這些訛傳，建有留衣亭、叩齒庵等紀念物，將文人附會坐實、突出并放大。
其次，奉為“飲食必祭”的神靈。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將開祠祀賢列為正祀。宋咸平二年(999)，潮州通判陳堯佐開全國首例，修建韓吏部祠，“以風示潮人”。元豐元年(1078)，宋神宗追封韓愈為昌黎伯，并從祀孔廟，韓愈一躍成為舉國崇祀的對象。到元祐五年庚午(1094)，知州王滌遷祠，前后近百年的時間，尊韓、崇韓、祀韓已蔚然成風，潮人對他“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尤其是蘇軾的《韓文公廟碑》一文，對韓愈推崇備至，把他視為“參天地”“關盛衰”的真理化身以及神人共鑒、“浩然獨存”的精神象征，夯實了他“百世師”“天下法”的至尊地位。韓文公祠旁邊的一棵橡樹，也被附會為韓愈手植而名為“韓木”，成為信奉的祥瑞之物，“邦人以卜登第之祥”，“潮士每以此覘科舉之事”。到了明清，韓祠信奉更甚，香火愈旺。借香火錢刊行的《韓集》，被廣大信眾奉若神明，進一步擴大了韓愈的影響，他的神格功能從忠臣良吏、文人先賢擴展到關乎民眾日常生活的地方保護神。
再次，成為通神又親民的傳說人物。由于韓愈信仰在人們心目中地位隆崇，關于他的傳說也不斷產生。比較出名的如《湘子橋》，韓愈作為仙化人物，邀來八仙與廣濟和尚，分東西兩頭共同造橋，中間浮橋相連的故事，敷衍了這一名橋的來歷，揭示了民間儒、釋、道并存的信仰現狀。有些事跡與他無關，像興修水利，修堤鑿渠之舉，無法考證，但民眾將這些關乎自身生命財產的重要事跡附會在他身上，并以游神賽會的形式，代代祭祀。民眾在爭相傳頌中，將那些符合自己生活愿望、情感表達和審美觀念的題材，不斷夸大、附會、疊加，使韓愈成為一個箭垛式人物。
最后，是開啟民智、福惠一方的精神象征。韓愈寓潮期間，恢復州學，遴選師資，捐款興學，供給膳食，改變了當地“人不識禮”“耳絕《鹿鳴》”的文化現狀，獲得“海濱鄒魯”的文化盛譽，從此這里文運弘開，士人增多，風俗丕變，成為“篤于文行”“弦歌不輟”的臨海名邦，后世亦將他奉為“三啟南云”“百世師”“泰山北斗”“百代文宗”等。他成就的“海濱鄒魯”，不僅是當地文化繁盛的標識，也是潮州民眾向外推介、自我約束、不斷提升的道德標桿。在這種精神的引領感召下，“耕讀傳家，詩書繼世”的觀念成為當地尚文重教的文化傳統，每一位士子以“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為古訓，激勵自己，認真踐行。地以人名，人以名顯，當地許多地名、校名、路名、人名、建筑名爭相以“韓”或“昌黎”冠名。在官方、士子、黎庶的敬奉下，他的影響力不斷播揚，形成“兒童能誦鱷魚文”“于今香火遍瀛洲”的盛況。
總之，寓潮韓愈是中國文化發展大背景下，官方與民間合力形成的具有多重面相的文化產物。他歷經時間考驗和廣大民眾的傳承，自身價值常被重構，逐漸成為這個地方、區域乃至國家的集體記憶。這種記憶在歷史的變遷中，不斷得以強化，形成具有較高辨識度和民間屬性的地方性知識，契合時代主旋律，創造出更大更有效的共享資源模式。
(作者：李言統，系韓山師范學院教授)
